Quantcast
Channel: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Viewing all 1130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唯色:从两个高峰看藏人自焚诉求

$
0
0
蟹农场·疯蟹 @hexiefarm 的漫画《无题》。

从两个高峰看藏人自焚诉求

文/唯色

自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抗议,纵观这五年,尤以2012年的11月自焚人数最多——共有28位男女老少,其中有僧尼,多数为牧民;其次是2012年的3月——共有11位自焚者,其中6人是僧人,另有中学生,还有孩子的父母。

为何自焚会在这两个月达到高峰?

这是因为,3月,是数十年来西藏每年的“敏感月”,布满多个“敏感”的日子——如,3月5日是1989年拉萨抗议被镇压纪念日;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3月14日是2008年西藏抗议周年日;3月16日是2008年阿坝县抗议民众被枪杀纪念日;3月28日是2009年中国政府所定的“农奴解放纪念日”。每年一到3月,当局便如临大敌,而众多的抗议也选择在这个月内举事。2012年3月的自焚高峰,正是11位藏人在这“敏感”的日子,以自焚来表达对压迫者的强烈抗议。

而2012年11月正值中共十八大召开,将产生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28人的自焚最高峰,尤其是在十八大的八天会期中9人自焚,平均每天都有,充分说明藏人自焚是期望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是将自焚作为一种促成变化的行动——这应该是理解藏人自焚的重要入口。

藏人的自焚形成运动,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政治性的自焚抗议浪潮”,虽然西藏历史上从无将自焚作为政治抗议手段的传统。正如2008年的抗争始自僧人,自焚运动也是僧人领头。自格尔登寺僧人扎白于2009年2月成为境内自焚第一人,之后12位自焚者都是僧人或被当局逐出寺院的僧人。直到2011年12月,才出现第一位世俗人自焚。2012年一季度的20位自焚者中还有15位僧人;到二、三两季度已是世俗人为主;第四季度的前70天,50位自焚者中则有43位世俗人。2013年,28位自焚者中有16位世俗人。进入2014年,6位自焚者中有2位世俗人。迄今135位自焚者中有47位僧尼,其余都是世俗人,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而农牧民多达67人。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普通百姓投身于自焚运动。

作为自焚事件的记录者,我在接受诸多外媒采访时多次强调:藏人的自焚绝不是自杀,而是牺牲!这种自焚不能用佛教戒律衡量,而是现世政治的结果。那一次次腾空而起的火焰,是被民族压迫所点燃,是照亮黑暗西藏的火炬,是2008年抗议的延续,也即是最先挺身而出的色拉寺僧人所说——“我们必须起来”的继续!也即是说,藏人自焚是非常明确的政治抗议;而不是其它性质的抗议。

以佛教戒律将藏人的自焚贬为自杀甚至“杀生”,要么是一叶障目,要么就是中国政府的帮凶。一位具有大成就的高僧对此明确宣示:“西藏僧俗自焚,完全没有违反佛教杀生的教义,也没有与佛法见解相违,更没有犯戒。因为西藏僧俗自焚的动机与目的,毫无沾染一点个人私利的味道……是为了护持佛法,为了争取西藏民族的民主自由的权益”,根本上是“为利他舍自身之菩萨行”,是涅槃的凤凰浴火重生。

2014年4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西藏僧人果洛久美名列“100位新闻自由英雄”榜

$
0
0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前夕,在无国界记者官方网站上,无国界记者组织首次公布“100位新闻自由英雄”名单,西藏僧人果洛久美名列其中。

果洛久美是安多(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寺僧人,他出生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牧区,44岁。他因2007年参与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第一部由境内藏人拍摄的关涉真实与证言的纪录片)、并勇于公开表达西藏现实及藏人心声而两度被拘捕、被酷刑,并于2012年9月被失踪、被通缉,至今下落不明。

无国界记者网站中文部分写到:

值此2014年世界新闻出版自由日之际,无国界记者组织首次发布“100位新闻自由的英雄”名单。 
这100位英雄通过他们的工作或者斗争,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勇气,推动和促进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这百位英雄致力于“服务公众利益”。 
他们实至名归。 
“借世界新闻出版自由日的机会,无国界记者向这些记者和博客作者的勇气致敬,他们为自由事业牺牲了自己的安全,甚至生命”,无国界记者组织总干事Christophe Deloire说。 
他解释,“这些英雄也将鼓舞所有渴望自由的人们。没有他们以及他们同伴的果敢,自由的边界将不会被延伸”。 
无国界记者的这份名单没办法囊括所有为自由斗争的人们,除了这100位英雄,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斗士,对于所有的记者,无论是专业与否,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和推动了这项伟大事业。
此举是为了捍卫和推动新闻自由,也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强烈支持,此外,这些数字也可以用于参考。 
这百位英雄,有男性也有女性,年龄从25岁到75岁之间,来自65个国家。

这百位新闻自由英雄中,还有三位中国新闻记者榜上有名:刘虎,黄琦和李建军。

延伸阅读:

向当知项欠和果洛久美致敬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blog-post_10.html


附:果洛久美在拉卜楞寺、玉树救灾等照片,以及甘肃省公安厅发的通缉令。


补记《自焚藏人档案》出版后的11位自焚藏人

$
0
0

《自焚藏人档案》于2013年9月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记录了2009年2月27日-2013年7月20日,境内120位自焚藏人、境外4位自焚藏人的档案,以及境内外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档案,以及2009年之前自焚的两位流亡藏人的档案。这之后,至2014年4月15日,境内外又有11位藏人自焚抗议,在此补充记录:

2013年8-12月,5起自焚(境内藏地4起,境外1起)

第125位藏人自焚:2013年8月6日,僧人嘎玛俄顿嘉措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

嘎玛俄顿嘉措(ཀརྨ་ངེས་དོན་རྒྱ་མཚོ། Karma Nyedon Gyatso):

境内当雄(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羊八井镇)人,僧人,39岁。

2013年8月6日,拉萨传统节日“雪顿节”之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上午7时半,传出一位藏人僧侣在博拿佛塔转经道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的消息。

一位澳洲游客陈述目击盘腿而坐的嘎玛俄顿嘉措自焚情形:“我以为他点酥油灯时大腿不小心着火。然后我看见他往头上倒了瓶似乎是汽油的液体,火势蔓延开来。我没听到他发出声音。我开始呼喊求救。他蹲着,一脸扭曲可是却没喊叫。约2分钟后一路人拿着一桶水往他身上泼浇灭火势。另一位男子拿着灭火器出现。他的僧袍已烧成灰烬。”

约15分钟后尼泊尔警察抵达现场,用红布将自焚藏人遗体包裹带走。目前尚不得知尼泊尔当局将如何处理。

嘎玛俄顿嘉措于1974年出生在拉萨当雄县羊八井镇,俗名为丹巴竹杰,流亡前为羊八井寺僧人。他的父亲名叫嘉央扎西,母亲名叫吾坚。他于2012年1月30日流亡抵达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曾去过印度,后返尼泊尔。

第126位藏人自焚:2013年9月28日,牧民西琼在阿坝县各莫乡自焚牺牲

西琼(ཞི་ཆུང་། Shichung):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各莫乡)人,牧民,41岁。

2013年9月28日下午约4点半,牧民西琼从当地正在举行的名为“缅顿”的法会上返回家中,而后在自家门前将自身点燃,喊着口号向公路跑去,随即倒地牺牲。

僧俗民众将西琼遗体送回他家,当局派出上百军警进行威胁,要求交出西琼遗体。在村里老人恳劝下,民众们只能眼看着西琼遗体被军警抢走,法会也只好提前结束。之后,西琼的遗体被当局擅自火化,骨灰被当局强迫撒入河中。

自焚牺牲的西琼遗下妻子和一对儿女,妻子名叫瓦罗,39岁;女儿名叫才波,18岁;儿子名叫平措,14岁。西琼除放牧务农外,平时还兼做裁缝,为乡亲缝制藏装。

而在当地举行“缅顿”法会时,当局诸多官员与军警到现场进行警告与监视。当时西琼曾对朋友說:“这些汉人不会让我们安心,我真的需要在他们面前实施自焚。”这应该视为西琼留下的遗言。第二天中午,西琼在尊者达赖喇嘛法相前供奉了一盏酥油灯,继而点火自焚。

西琼自焚牺牲后,当地的各莫寺和赛格寺及民众受到当局严格管制。

第127位藏人自焚:2013年11月11日,僧人才让杰在班玛县自焚牺牲

才让杰(ཚེ་རིང་་རྒྱལ། Tsering Gyal):

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人,觉囊派阿什琼寺僧人,20岁。

2013年11月11日下午5点左右,僧人才让杰在班玛县城丁字路口的“八瓣莲花”像前呼喊“嘉瓦仁波切千诺”(意为尊者达赖喇嘛,请护念我),点火自焚,重伤,被军警灭火后带往班玛县人民医院,随后在转往省会西宁医院的途中,才让杰牺牲。

才让杰在牺牲前,给两名陪同他的亲属留下遗言:“我今天是为了境内外藏人团聚而自焚,一定要搞好藏人内部的团结,保护好西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习俗,这是我唯一的愿望。若能这样,境内外藏人定能团聚”。

才让杰出生于班玛县江日堂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西彭,母亲名叫仁卓,家有八个兄妹,他的舅舅朱古强曲白是阿什琼寺的住持。

才让杰自焚的时间,正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之际。

才让杰是班玛县自焚的第二位藏人。2012年12月3日,班玛县班纳合寺僧人、29岁的洛桑格登在班玛县莲花街三岔路口点火自焚,双手合十,呼喊“藏人们请团结!”、“不要内斗!”,当场牺牲。之后,当地多名藏人因为从军警手中抢回洛桑格登遗体而遭当局严惩,被判刑1年半至10年不等。

而才让杰自焚牺牲后,当地僧俗藏人多达17人陆续被当局拘捕,包括阿什琼寺高僧图旺仁波切、纠察师布达嘉、纠察师格勒及其弟次拉杰等人。

才让杰家乡的江日堂寺堪布益西宁布遭当局通缉,在逃难中。当地女教师央措因手机微信上存有堪布益西宁布发来的才让杰照片被开除公职,还遭毒打住院。

第128位藏人自焚:2013年12月3日,牧民贡却才旦在阿坝县麦尔玛乡自焚牺牲

贡却才旦(དཀོན་མཆོག་ཚེ་བརྟན། Konchok Tseten):

安多玛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人,后入赘到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麦尔玛乡),牧民,30岁。

2013年12月3日下午5点左右,牧民贡却才旦在阿坝县麦尔玛乡政府前点火自焚,呼喊“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双手合十,倒下后被当地干部扑灭火焰,随后被军警和警察强行带走,多名藏人因阻拦被拘捕,包括贡却才旦的妻子及其几名亲属。

贡却才旦在被军警带往阿坝州首府马尔康县的途中不幸身亡。他的遗体被中共当局擅自火化,虽然将其骨灰交给了贡却才旦的一名亲属,却没有说明关于火化的情况。

贡却才旦出生于甘南州玛曲县齐哈玛乡吉勒合村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桑阔,母亲名叫奥嘎。他入赘到阿坝县麦尔玛乡成家,妻子名叫南囊,现28岁,两人有两个儿子:4岁的恰多杰,3岁的华泽杰。

贡却才旦因带头参与2012年1月23日在阿坝县麦尔玛乡发生的上百名藏人示威游行活动,被中共当局通缉,但一直未能被抓捕。

第129位藏人自焚:2013年12月19日,僧人次成嘉措在夏河县阿木去乎镇自焚牺牲

次成嘉措(ཚུལ་ཁྲིམས་རྒྱ་མཚོ།Tsultrim Gyatso):

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人,阿木去乎寺僧人,42岁。

2013年12月19日下午2点45分,僧人次成嘉措在阿木去乎镇的街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当地僧俗藏人用黄绸将他的遗体包裹,送回阿木去乎寺,约400多名僧侣为次成嘉措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但军警闯入阿木去乎寺抢走次成嘉措的遗体,并在夏河县拉卜楞镇火葬场强行火化。当局还张贴“四个坚决不准”的藏汉文通告:“一、不准聚集、围观自焚事件。二、不准僧人为自焚者超度、诵经。三、不准吊唁慰问自焚者家属。四、不准私自处理自焚者尸体。”

次成嘉措在自焚前亲笔写下遗书,题为: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为了藏人的团结与福祉而自焚——金子般的眼泪
唉!眼泪,心口疼痛。
亲爱的哥哥,你能听到吗?你能看到吗?六百万藏人的苦难向谁诉说?黑汉人暴虐的监狱,夺走了我们黄金白银般的宝库,使百姓们处于苦难中,想起这,不禁流泪。
将我宝贵的身体燃烧,为了尊者达赖喇嘛返回故土,为了班禅喇嘛获得释放,为了六百万藏人的福祉,我将身体献供于烈火。以此祈愿消除三界众生的苦难,证得菩提之道。
佛、法、僧三宝,请保佑无助的人们。雪域同胞们要团结,不要被奸诈小人受骗。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

次成嘉措出生于安多桑曲阿木去乎尼玛龙部落(今夏河县阿木去乎镇尼玛龙村)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旦正扎西(已故),母亲名叫拉姆吉,家中还有才贝、觉巴、桑杰卓玛三个兄妹。次成嘉措17岁时进入阿木去乎寺,是一位深怀慈悲、修学有成的合格僧人。

次成嘉措是第5位自焚的阿木去乎镇人,是第16位自焚的夏河县藏人。

2014年2-4月,6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

第130位藏人自焚:2014年2月5日,牧民彭毛三智在泽库多禾茂乡自焚牺牲

彭毛三智(འཕགས་མོ་བསམ་འགྲུབ། Phagmo Samdub,又写帕莫桑珠):

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多禾茂乡牧民、在家密宗修行者,27岁。

2014年2月5日晚约21时半,牧民彭毛三智在多禾茂乡第二完小(又称万青宁寄宿制完小)附近点火自焚,迅即赶至的警察将重伤的彭毛三智强行带往泽库县,当局立即严密控制通讯,严防自焚信息外传,并部署大批公安和武警,对泽库县城、自焚之地多禾茂乡及邻近县区采取了严密的戒备措施。有消息指他在自焚现场已经牺牲。

彭毛三智是多禾茂乡塔士乎村牧民,及在家密宗修行者,有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与女儿。其母名叫珠姆。

彭毛三智自焚后,当局拘捕了他的弟弟、僧人嘉措,以及华多夫妇、白玛、才旦加等藏人。

之前,仅在泽库县多禾茂乡已发生4起自焚抗议事件,即:2012年11月17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桑德才让;2012年11月23日自焚牺牲的牧民达政;2012年11月25日自焚牺牲的尼师桑杰卓玛;2012年12月9日自焚牺牲的女中学生班钦吉。而最新发生的彭毛三智的自焚,即多禾茂乡第5起自焚抗议事件。

彭毛三智是2014年第一位自焚藏人。

第131位藏人自焚:2014年2月13日,洗车店主洛桑多杰在阿坝县自焚牺牲

洛桑多杰(བློ་བཟང་རྡོ་རྗེ། Lobsang Dorjee):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贾洛乡人,曾为格尔登寺僧人,自焚前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经营洗车店,25岁。

2014年2月13日下午约18时半,洛桑多杰在阿坝县洽唐街(被当地民众称为“英雄街”)呼喊抗议口号,双手合十,点火自焚,部署在阿坝县城的大量军警迅即赶至现场,扑灭洛桑多杰身上的火焰之后将他强行带走,随即阿坝县戒备森严。三天后,即16日,洛桑多杰在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县的州医院牺牲,他的家人要求当局交还遗体被拒绝,只收到骨灰。当地很多民众为他去寺院点灯祈福。

洛桑多杰出生于阿坝县贾洛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为才巴,母亲名为娜梅吉,有四个子女:姐姐达措,妹妹梅梅,弟弟扎西,洛桑多杰为老二,尚未结婚。

洛桑多杰曾为格尔登寺僧人,还俗后与母亲和弟弟在相邻不远的达日县经营洗车店。数日前,洛桑多杰回到阿坝县家里,朝拜寺院,参加法会。昨日自焚前,他还去格尔登寺观看金刚法舞。

迄今,仅属阿坝县贾洛乡籍的自焚藏人就有11位,即:2012年1月6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次成,2012年2月11日自焚牺牲的尼姑丹真曲宗,2012年2月13日自焚后生死不明的僧人洛桑嘉措,2012年3月4日自焚牺牲的牧女仁钦,2012年3月5日自焚牺牲的牧民多杰,2012年3月28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西绕,2012年8月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次成,2012年8月27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格桑,2012年8月27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旦木曲,2013年2月3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朗杰,以及,2014年2月13日自焚后生死不明的洗车店店主洛桑多杰。

第132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16日,僧人久美旦真在泽库县自焚牺牲

久美旦真(འཇིགས་མེད་བསྟན་འཛིན། Jigme Tenzin):

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僧人,29岁。

3月16日早上7点,久美旦真在泽库县夏德寺外自焚,重伤。夏德寺僧人将他抬到寺院,为随即牺牲的他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当局立即封锁了该地区的通讯,并从夏德寺抓捕了14名僧人,其中11人至今被拘留。在拘押期间僧人皆遭毒打。久美旦真的两个兄弟于18日遭拘押,23日获释。久美旦真的父亲呼吁当局不要惩罚夏德寺,却于3月22日被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目前夏德寺有大量军警进驻,所有僧人被“软禁”,参加为期100天的“法制教育”。

久美旦真出生于泽库县夏德日乡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拉杰嘉,母亲名叫央廓。久美旦真为夏德寺僧人,并在安多地区著名大寺隆务寺(位于热贡即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学佛多年。

第133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16日,僧人洛桑华旦在阿坝县自焚牺牲

洛桑华旦(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 Lobsang Palden):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3岁。

3月16日,是2008年安多阿坝抗议民众被当局军警枪杀六周年纪念日。自此,3月16日被藏人称为“阿坝屠杀日”。始于2009年2月27日的第一起自焚,即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正是因为纪念遇难者一周年的祈祷法会被取消而自焚。之后,2011年、2012年、2013年的3月16日,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彭措、洛桑次成、洛桑妥美相继自焚牺牲,以表达对中共镇压阿坝及全藏的抗议。

2014年3月16日上午11点半,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正是在西藏自焚抗议运动的第一人——扎白自焚之处点火的,也即阿坝县洽唐街。因为有十多位藏人在这条街上自焚,这里已被当地藏人称为“英雄街”,而传遍全藏地。伤势严重的洛桑华旦当即被军警带走,五天后牺牲在医院。

洛桑华旦出生在阿坝县麦尔玛乡三大队(阿谢仓)的牧民家庭,父亲已故,母亲名为南科,继父名为西热,有兄弟姊妹多人,并有弟弟也是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自小出家,一直在格尔登寺学习佛法。他在自焚前留下给母亲、兄弟姊妹及老师、同修的遗书,主要内容是感恩母亲抚育,永远要做利他的善事,民族之间团结,特别要与汉人邻居团结,只有双方互利才能共存。

遗书内容如下:

“想要对父母、兄弟姐妹们说的是:民族间相互团结,诚心相待是正确的。心怀妒恨招致失败,诚心相待会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行,不要愚昧行事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是学生,要做到学业有成;如果是父母,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商人,要做到双方有利。不论是农民还是牧民,要孝敬父母。

“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汉人邻居要团结,只有相互团结有爱心,才可以将我们的想法向对方说明,也可以有所作为,不是吗?哦!我要向你们说的是,要时常把有利他人和有利自己区分来开,要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因为幸福的根源是有利他人及团结一致。

“愿阿妈、祖母、姨姨、舅舅、姐夫以及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及所有与我有关的亲人,以及,付出心血教育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事事顺利,心想事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他。

“我的阿妈啦!您用慈爱养育了我们,我们是在您的血汗中逐渐成长,我们在您的怀抱里得到无尽的快乐,您给予我们太多太多,让我们顺顺利利,没有任何困难,一切只因您的慈悲。感恩我的母亲!一切是您给的,如果要一一详述,永远也没法说完,所以就说这么多吧!

“以上一定有很多错别字,我向你们表示抱歉。(华旦,或雄鹰智华,或素食者,或哈哈哈短腿敬上)”

第134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29日,尼师卓玛在巴塘县自焚

卓玛(སྒྲོལ་མ།Dolma):

康巴塘(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尼师,31岁。

3月29日下午3时多,尼师卓玛在巴塘县被改名为“康宁寺”的曲德贡巴的转经路上点火自焚,在场的藏人信众立即扑灭火焰,并将烧伤的尼师卓玛送往当地县医院。医院立即被军警严密封锁,当地通讯曾被阻断,但据消息,尼师卓玛“目前暂无生命危险”。而当时与她一起转经的三位尼师,巳被警方带走,尚无消息。

尼师卓玛出生于巴塘西松贡乡(在金沙江对岸,现已划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的农民家庭,父亲名叫尼玛,母亲名叫旺姆。其家族名为东拉卡,是巴塘境内的大户人家,巴塘大寺曲德贡巴(被改名为“康宁寺”)的三位转世仁波切以叔侄辈份出生在其家族中,有多位前辈在1950年代反抗中共的战斗中牺牲或入狱。

尼师卓玛焚之前住日登寺,自焚之前在日登寺磕等身长头已有数月。

而尼师卓玛自焚的地点,正是3月30日早晨去世的藏人共产党人、革命家平措汪杰先生的家乡——藏东康区的巴塘县。这是在巴塘县发生的第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

第135位藏人自焚:2014年4月15日,农民赤勒朗加在道孚县自焚牺牲

赤勒朗加(འཕྲིན་ལས་རྣམ་རྒྱལ། Tinley Namgyal):

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人,农民,32岁。

4月15日中午12时多,赤勒朗加在道孚县孔色乡自焚抗议,当场牺牲。

当地僧俗藏人闻讯赶到自焚现场,将赤勒朗加的遗体抬往孔色乡的宁玛寺院各它寺,举行了祈福超度法会。之后,赤勒朗加的家人将他的遗体送回家中,17日深夜火葬。

赤勒朗加是孔色乡格勒村农民,父亲名叫堆罗,已经去世,母亲名叫白拉,他在家中三个子女中排行最小,尚无结婚。

赤勒朗加在自焚前给友人和家人留下遗言:“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根本没有自由。”“藏人没有自由可言,连骑摩托车到县城购物都受到阻拦”。“如果自焚的话,对西藏整体利益有多大作用?对获得自由有多大帮助?”

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生前照片及自焚现场照片迅速被传出,藏人们还在照片下用藏文写道:“在道孚有一位名叫赤勒朗加的同胞,为了藏民族的政教燃烧了自己的身体,是民族的英雄,我们表示沉痛哀悼。”

道孚县是康区敏感地区,2008年以来发生过群体抗议、祝福尊者达赖喇嘛诞辰集会、五次自焚抗议以及不过“洛萨”(藏历新年)、“罢耕”、“吉度呢颇”等不合作事件,一直被当局严防与管控。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家人陆续遭到当局的传唤和恐吓,日琼等多位藏人被拘捕。

迄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已有5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僧人、尼姑、流亡者和农民,即:2011年8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灵雀寺僧人次旺诺布;2011年11月3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铜佛山觉姆庙尼师班丹曲措;2012年3月26日自焚牺牲的原籍道孚县、流亡印度的学生江白益西;2013年6月11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巴秀扎嘎寺尼师旺钦卓玛;2014年4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孔色乡格勒村农民赤勒朗加。

获誉“新闻自由英雄”的西藏僧人果洛久美简介

$
0
0
无国界记者官方网站截图。

5月1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美国民间调查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表《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针对全球195个国家和14个地区的自由度进行调查,中国排名至第183位,成为全球最不自由国家(又称“完全不自由国家”)的第9位。

报告指出,中国发展出全球最严密、多层次的审查、监控与网路言论操控系统,以技术过滤并限制民众使用境外的网路通道,YouTube、脸书、推特等社群媒体和影音网站长期遭封锁;尤其当局严格掌控意识形态,祭出各种法令限制,以一套控制及惩罚模式来限制异见声音,维持一党专政。

之前,无国界记者(RSF)首次公布“100位新闻自由英雄”名单,西藏僧人久美嘉措(即果洛久美。Jigme Gyatso, also known as Golog Jigme)名列其中。无国界记者组织高度评价这100位英雄通过他们的工作或者斗争,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勇气,推动和促进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这百位英雄致力于“服务公众利益”。

久美嘉措(即果洛久美)是安多(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寺僧人,出生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牧区,44岁。他因2007年参与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第一部由境内藏人拍摄的关涉真实与证言的纪录片)、并勇于公开表达西藏现实及藏人心声而两度被拘捕、被酷刑,并于2012年9月被失踪、被通缉,至今下落不明。

以下为无国界记者官方网站公布的“100位新闻自由英雄”名单中,西藏僧人久美嘉措(即果洛久美)的简介

Tibet →Jigme Gyatso

Jigme Gyatso, also known as Golog Jigme, is a Buddhist monk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 who found fame with the film “Leaving Fear Behind” which he made with the farmer and film-maker Dhondup Wangchen. The powerful 25-minute documentary consists of interviews with 108 ordinary Tibetans and had a secret screening in Beijing on the opening day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2008 before being sh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Jigme Gyatso was immediately arrested, sentenced to seven months’ imprisonment, then beaten and tortured. He was released in October 2008. However, in 2012 Jigme Gyatso, described by fellow Tibetans as “monk of moral integrity and a sincere social worker”, was seized again by the authorities, who are holding him in secret. His family have had no news of him since September 2012.

驻寺工作组进驻祖雅寺之后

$
0
0
远眺祖雅寺。
驻寺工作组进驻祖雅寺之后

文/唯色

祖雅寺(又写崩亚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面达乡,是康区主要噶举寺院,有着至少五百年的历史。

据当地人讲述,2011年底,驻寺工作组进驻祖雅寺,由1个警察、5个干部组成。其中2个汉人,4个藏人;1人来自拉萨,5人来自昌都。目前人员结构是否如此,尚不得知。之前,全寺有110多位僧人,一年之后,全寺只有33位僧人,其余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还俗回乡务农。

通常,僧人若有事离开寺院,驻寺工作组只给3天假期。如果要去昌都县办事或看病,最多只给15天,且须得到面达乡乡长和书记的批准。如果需要一个月,须获县国保队、县统战部等部门的批准,而这个手续相当难办。凡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按时返回,等于是对抗政府,将被开除。据悉在2012年,不只祖雅寺,整个昌都县都没有一位僧人能去往拉萨,2013年只有4位僧人获得进入拉萨的许可证。

如果这座寺院或这个村的人,要去另一座寺院或另一个村,须在抵达后就去该寺的驻寺工作组或该村的驻村工作队那里登记,否则一旦被查出,不但被驱逐还要受惩罚。

                       江央益西(图左)和珠觉(图右)。

2012310日,祖雅寺的两位僧人江央益西和珠觉被捕,原因是被当局怀疑他们于藏历新年前在乡里张贴“不过新年”的传单;二是于藏历新年间为几年来自焚的藏人举办了祈福法会。

因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的图登活佛。
当时,昌都县一位县长(半藏半汉,现已升任昌都地区旅游局局长)是驻寺工作组的负责人,亲自批准逮捕江央益西和珠觉,多次威胁僧众要关闭寺院。迫害嘎玛寺有功的嘎玛乡乡长群培多吉调到祖雅寺,协助这位县长。祖雅寺的主持、65岁的博雅朱古(又称图登活佛)忧虑成疾,多次请假去拉萨或汉地看病,被县长拒绝,直到病重才获准去成都治疗,但已是癌症晚期,住院三天后去世。

20123-6月,驻寺工作组与驻村工作队在祖雅寺及面达乡开展“法制教育”,实际上是人人表态的“反分裂”运动。还要求僧人及村民在一份文件上签名或按手印,必须承诺:如果有人自焚,家人有公职会被开除,家人无公职会被拘捕。村里有人自焚,该村的低保等所有待遇即被取消,全村人会被拘留。寺院有人自焚,寺院会被关闭。而为自焚者举办法会的僧人,会以“杀人罪”来处理。
堪布克珠。

江央益西和珠觉被关押在昌都地区监狱,从未允许其家人去监狱探访。后经人权律师唐天昊、梁小军、王全璋的努力,于20136月获释。

但最近,即2014413日,祖雅寺的堪布克珠被捕。据告可能与201110月迄今遭迫害的嘎玛寺有关,也可能与去年127日遭昌都警方跨省逮捕的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公雅寺堪布尕玛才旺有关。而这是当局对藏人精英连续打压的又一例证。

2014422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菊尔·伊力哈木:我的父亲伊力哈木

$
0
0
2014年5月5日,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19岁的菊尔·伊力哈木代狱中的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接受美国笔会2014年度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并在颁奖会上致辞。

我的父亲伊力哈木

作者:菊尔·伊力哈木
译者及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时间:2014年05月06日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2013年2月2日,那时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即将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他要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做一年访问学者,那时18岁的我,要与他一同前往,花几周时间帮他安顿下来。

当时我们已经办好了登机手续,在护照受到检查时等待着。边检人员仔细地核查我父亲的证件,又在电脑里输入了一些信息。突然,安全人员赶到,把我们拉出了队列。我们被关进了一间小屋,里面没有食物也没有厕所。安全人员禁止我的父亲登机,但是让我走了。我哭了出来,但父亲坚持让我走。

他告诉我要坚强,永远不要在别人面前哭泣。他告诉我,不要让任何人觉得我软弱,或者维吾尔人很软弱。

我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甚至还能不能见到他。

我的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写作者,他为我们的民族维吾尔族大声疾呼。维吾尔是一个穆斯林民族,讲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传统的家园位于今天中国的西北部。他会在自己的网站上批评中国政府,后来他的网站被关闭了。在2009年7月5日,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发生暴乱后,他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在那场民族冲突中,有上百人遇难,另有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被捕。

那年夏天之后,我的家人就经常毫无理由地受到软禁、被当局讯问,电话通话也会遭到窃听。我给父亲打电话时,会听到噼噼啪啪的杂音。我父亲会开玩笑说,“警察叔叔要来了。”有两次,我放学回家后,意外地发现家中空无一人,我的家人们都被迫离开北京数天。去年11月,我的父亲在开车带两个弟弟去机场接奶奶的路上,安全部门的一辆汽车撞上了他的车,一名安全人员威胁说要杀了我们全家。

在那以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你现在还太年轻,我不希望你参与。你只需要知道,我做的是正确的事。”

大量的汉族人从中国其他地区迁居到新疆,许多维吾尔人对此感到愤怒,他们认为大批移民威胁到了我们的传统、语言和文化。极少数的维吾尔人与暴力事件有牵连,最近的一起是上周三发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火车站的爆炸和持刀袭击事件。

在上周巡视新疆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会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分裂团体的“恐怖袭击”,然而政府却没能考虑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所表达的不满——他从未宣扬过暴力,只是呼吁向维吾尔族,以及中国所有的民族,给予平等和尊重。

三个月前的1月15日,我在印第安纳的住所传来了敲门声,来访者是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我的父亲遭到了逮捕。我从自己的智能手机上得知,父亲已经入狱。我十分震惊,以至于都忘记了哭。

菊尔在代父领奖现场呼吁父亲获自由。
一连五天,我都联系不上家人。取得联系后,继母告诉我,父亲是在分别有4岁和7岁的两个弟弟眼前被逮捕的。没有人告诉她,父亲被关押在哪里,等了一个多月,她才收到逮捕令。逮捕令显示,他被送往了新疆的一所监狱,距离我们在北京的家千里之遥——罪名是“涉嫌分裂国家”。

任何一个认识我父亲的人都知道,这种指控多么荒唐。我的父亲热爱祖国【注】,也从未宣扬过暴力。他的网站发表过汉语、维语、藏语和英语的文章,目的是帮助我们的汉族邻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他的目标是理解和公平。中国政府应当原意与他这样的人合作,而不是把他送进监狱。如果说他犯有什么罪行,那就是讲出了令人不安的真相。

我小时候,父亲接我放学时,我们会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歌。我的弟弟们不能像我一样,和父亲一起唱歌了。他们还会做眼看着父亲被警察拖走、我们一家人被拆散的噩梦。现在,邻居中其他的孩子也不肯再跟他们玩了。我从美国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哭着问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

我不害怕。我的父亲很坚强、勇敢,最重要的是很正直。他保护了我18年。现在轮到我讲述真相,告诉大家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怎样的信念,轮到我尽自己所能,在他远离家人之时保护他了。

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是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学生。她于5月5日前往纽约,代表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领取2014年度美国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2014 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注】就“我的父亲热爱祖国”这句,询问了菊尔·伊力哈木。她回复:她原文并没有那么写,是编辑加上去的:“ilham tohti loves his country”,而后是翻译的问题。

【转】谈谈“两少一宽”政策

$
0
0
1964年的宣传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谈谈“两少一宽”政策

@被打飞

2012-04-18 

解释一下,所谓“两少一宽”政策源自《中发〔1984〕第5号文件》规定的“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杀少捕’,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

多数汉人认为,“两少一宽”是一种美好的政策,优待少数民族的证明。可不是吗,偷东西都可以不抓,不是优待是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十分荒唐和无知的看法。

1.对刑事犯罪的"两少一宽"与对民族地区官员的n少n宽

汉族人一般抱怨所谓“两少一宽”政策导致新疆人偷窃抢劫可以完全不受约束。但他们从来不知道我党的民族政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对在疆藏两地的任职的官员(实权官员全部为汉族)的贪污腐败等问题更得宽大处理。逻辑是一样的,稳定压倒一切。具体来说,如果我党在这两地的官员出现了腐败问题,会给所谓分裂势力送‘借口’。因此这些地方的官员轻易动不得。于是,西藏从来不抓贪官,新疆仿佛略有抓,但也几乎不抓。内地抓贪官,虽然也多是掩人耳目或作为政治斗争的借口,但多少让他们有个顾忌。新疆西藏则是毫无顾忌。事实上,这样的政策执行远远早于“两少一宽”。文革后,内地普遍做过清查,很多文革中犯下罪行的得到处 理(虽然也是远远不足)。但在西藏压根没进行过这类清算,担心的是文革中骇人听闻的暴行一旦揭发,所谓“民族团结”将立即丧失合法性。根据唯色《杀劫》一书中的考证,目前在西藏当政的各位藏族官员,一般出自于文革时保皇的红卫兵组织‘大联指’(还是‘造总’?记混了谁保皇谁造反了)。

把对小偷的‘两少一宽’和对官员的n少n宽联系起来考虑,谁更吃亏受罪就很明显了。到底是几个维族小偷对汉人造成的影响大,还是众多中央册封的边疆官吏可以任意鱼肉百姓对于当地民族影响大?

2. 两少一宽的适用范围,“优待”到少数民族了吗?

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范围当然要根据稳定的要求来定,很清楚,只适用于刑事犯罪。例如偷窃,抢劫,贩毒等等。一旦涉及政治,就会立即牵动“稳定”那根筋,这时执行的原则就是从重从快了。相比下汉地倒有多得多的言论自由。一向在民族团结前提下主张民族沟通和民族权利的伊利哈木教授都曾被捕,网站被栽赃为煽动暴乱就是一例。很多事情汉人非但没听说,可能也想不到。例如在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一个故事:


"艾合来提惊讶不已,由于双语小学3年级之前没有维吾尔语课程,艾合来提送儿子去一个老师家中学习维吾尔语字母。但他遭到了老师的拒绝,老师说,如果他私自教授维吾尔语,将会被开除。"

了解到这一步,如果还在说什么两少一宽,那只能是无知无畏,无耻无畏了。偷窃抢劫贩毒,可以两少一宽,维护民族权利自由,维护民族文化,就得从重从快。这种政策会造成什么灾难性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任何一个群体,如果刑事犯罪不制止,立即会造成治安恶化。如果说汉族已经感受到这方面的恶果,那维族所遭受的只能更严重。举个例子,汉人只知新疆小偷,却不知这些孩子全部是被绑架来的奴隶。在两少一宽政策的影响下(这里还有很多深层次原因),这种绑架行为肆无忌惮,对维族人民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汉人。

3. “两少一宽”政策的起源,动机是优待少数民族?

有人会说,虽然的确目前这两少一宽政策不是什么优待少数民族,但最开始提出时,动机的确是如此,只是因为土共太土,那时看不到真正的后果而已。要探讨这两少一宽提出的动机是什么,就不能不了解他是在什么时代提出的,那时代如果"不少不宽”,会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听说过83年发起的严打。这篇文章提到: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

严打中发生了什么? 该文章承认:

“这一年开始的严打,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这种判决此后再未出现。”不过此文没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扩大化”,维基百科提到的多一些,严打中,出现了“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这样看来,两少一宽的颁布,在83年严打后期,这代表的只是从严刑酷法的严打政策的局部后退,动机恐怕也只是担心严打政策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体现的压根不是什么“优”待。

上面所写的这些信息,全是基本常识,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其中原因,就不必说了。

(转自“被打飞 ”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88131f01012wzr.html

“自焚藏人碑”——刘毅画展在台湾

$
0
0

“自焚藏人碑”——刘毅画展在台湾

至2014年4月15日,已有135位西藏人自焚。藏人自焚并不是一般世俗所见的自杀,而是一种供养,是西藏勇士以燃烧不熄的身躯来供养西藏。这是因为西藏有供养与布施的文化--对上供养三宝,对下布施众生。

中国画家刘毅面对藏人一波波的自焚,煎熬的内心使他无法漠视对生命的关注,于是刘毅打开唯色博客中自焚藏人的相片,以黑白的色调创作一幅又一幅的油画,以此传达出心中的沉重,用画笔为自焚藏人立碑。

2014年5月1日(星期四)至5月20日(星期二)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21号)搭起的西藏式帐棚,展出的即是中国画家刘毅「自焚藏人碑」的系列创作。

文字:雪域智库
图片:Sodor


自由亚洲报道:「自焚藏人碑」台北展出 画家刘毅缺席开幕典礼


一位家住北京的汉族画家刘毅,用他的画笔画下129位自焚藏人的肖像。这批画作目前在台北展出。

这场名为「自焚藏人碑」的画展是由北京宋庄的画家刘毅所创作。他从二零一二年开始帮自焚的藏人画像,如果有遗照就依照遗照画,如果没有遗照就以想像的方式画下自焚者的样貌。

刘毅笔下的自焚者肖像不上色彩,只以黑白或蓝白表现。高达一米多的画幅只集中呈现自焚者的脸部,加上十分厚重的笔触和单一的色调,强烈传达了哀伤而严肃的情绪。

刘毅去年和关注西藏问题的民间学者王力雄访问台湾,在一场研讨会上发表了部分画作,让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人员以及台湾的流亡藏人非常惊讶和感动。因而有了在台北展出这批画作的构想。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说,举办这场画展是希望有更多大陆民众可以看到刘毅的作品,所以代表处特别为这次画展订製了西藏式的帐棚,安放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外的「自由广场」上展出。因为这裡每天都有成千的中国观光客来访,希望他们能看到画作的内容,这有特别的意义。

达瓦才仁也强调,这批画最可贵的地方是作者是位华人。它表现的是创作者自己对藏人自焚的感受,因而把它画下来。在中国这样做也非常冒险,从这裡就可以感受出他的重要意义。而且刘毅还愿意把它公开。不管对藏人或者对华人,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画作本身。

记者在展览现场,的确看到许多路过的中国大陆观光客,或者基于好奇、或者在等车的空档进入帐棚内参观。但可能由于事涉敏感,他们都不愿意发表观看画作后的感想。

达瓦才仁也透露,这场画展原本希望刘毅本人到台湾出席开幕典礼,但刘毅「因为种种因素」没能到台湾。刘毅本人稍早接受本台记者採访时则直言,不能到台湾就是因为中共当局不同意。

此外,刘毅绘製的自焚者肖像每幅都有一米多高,原作品要全数运到台湾也有困难,因而这次展出的是复製件。这场展览一直到本月二十日结束。

2009年对伊力哈木的采访片段,以及《我的父亲伊力哈木》维文版

$
0
0

这篇博文有两个内容:

1、一段近12分钟的视频:是2011年11月1日,我对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采访片段。2014年3月15日由独立电影人王我整理剪辑,当时距伊力哈木被捕两个月。



2、一篇被译为维吾尔文的文章:2014年5月4日,纽约时报英文版发表了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写的文章《A Uighur Father’s Brave Fight》。5月5日,在纽约,19岁的菊尔代狱中的父亲接受了美国笔会2014年度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5月6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菊尔文章的中文译文《我的父亲伊力哈木》。近日,一位不知名的年轻的维吾尔人,将《我的父亲伊力哈木》翻译为了维吾尔文,希望更多的维吾尔人能够读到。

ئاتام ئىلھام توختى
ئاپتورى: جەۋھەر ئىلھام

ئاتامنى ئەڭ ئاخىرقى كۆرگەن ۋاقتىم 2012-يىلى 2-فىۋرال كۈنى بولۇپ، ئۇ چاغدا بىز بېيجىڭ پايتەخت خەلقئارالىق ئايرودرومىدا ئامېرىكىغا ئۇچىدىغان ئايروپىلانغا ئولتۇرۇشقا تەمشىلىۋاتقان ئىدۇق. ئاتام ئىندىئانا ئۇنىۋېرسىتىتى(Indiana University)غا  زىيارەتچى ئالىم سۈپىتىدە بىر يىللىق ئۆگىنىشكە بارماقچى ئىدى. ئۇ چاغدا مەن 18 ياشقا كىرگەن بولۇپ، ئاتام بىلەن بىرلىكتە ئامېرىكىغا بارماقچى ۋە ئۇ يەرلىشىۋالغۇچە بىر قانچە ھەپتە ھەمدەمدە بولماقچى ئىدىم.
ئەينى چاغدا، بىز ئايروپىلانغا چىقىش رەسمىيەتلىرىنى بېجىرىپ بولۇپ، پاسپورتىمىزنىڭ تەكشۈرۈلۈپ تامغا ئۇرۇلۇشىنى كۈتۈپ تۇرىۋاتتۇق. چىگرا خادىمى ئاتامنىڭ رەسمىيەت ھۆججەتلىرىنى ئىنتايىن تەپسىلىي تەكشۈرۈپ چىققاندىن كېيىن، كومپىيۇتېرغا بىر نېمىلەرنى كىرگۈزۈشكە باشلىدى. تۇيۇقسىز بىخەتەرلىك خادىملىرى يېتىپ كەلدى ۋە بىزنى ئۆچىرەتتىن ئايرىپ ئېلىپ ماڭدى. بىز كىچىككىنە بىر ئۆيگە سولاپ  قويۇلدۇق، بۇ ئۆيدە نە يېمەكلىك، نە ھاجەتخانا يوق ئىدى. كېيىن، بىخەتەرلىك خادىملىرى ئاتامنىڭ ئايروپىلانغا چىقىشىنى چەكلەپ، مېنى قويۇپ بەردى. مەن يىغلاپ تاشلىدىم، ئەمما ئاتامنىڭ زورى بىلەن ئايروپىلانغا چىقتىم.

ئۇ ماڭا مېنىڭ قەيسەر بولۇشىمنى، كۆز يېشىمنى باشقىلارغا كۆرسەتمەسلىكىمنى تاپىلىدى. ئۇ ماڭا ھەرگىز ئۆزۈڭنى ۋە ياكى ئۇيغۇر مىللىتىنى باشقىلارغا ئاجىز ھىس قىلدۇرما دېگەنىدى.

شۇ تاپتا ئاتامنى قاچان كۆرەلىشىمنى بىلمەيمەن، ھەتتا ئاتامنى كۆرەلەمدىم يوق، بۇنىسىمۇ ئېنىق ئەمەس.

ئاتام ئىلھام توختى بىر ئىقتىسادشۇناس ۋە يازغۇچى ئىدى. ئۇ بىز ئۇيغۇر مىللىتى ئۈچۈن جېنىنىڭ بارىچە تىرمىشىپ كەلدى. ئۇيغۇرلار تۈرك تىلىدا سۆزلىشىدىغان بىر مۇسۇلمان مىللەت بولۇپ، ئەلمىساقتىن جۇڭگۇنىڭ غەربىي شىمالىدا يەرلەشكەن. ئاتام ئۆزىنىڭ تور بېكىتىدە جۇڭگو ھۆكۈمىتى تەنقىت قىلغاچقا، تور بېكىتى ھۆكۈمەت تەرىپىدىن تاقىۋېتىلدى. 2009-يىلى 5-ئىيۇلدا، جۇڭگونىڭ غەربىي شىمالىغا جايلاشقان شىنجاڭدا زوراۋانلىق ۋەقەسى يۈز بەرگەندىن كېيىن، غەرب مۇخبىرلىرىنىڭ زىيارىتىنى قوبۇل قىلدى. شۇ ۋەقەدە يۈزلەرچە ئادەم قازا قىلغان، مىڭغا يېقىن ئۇيغۇرلار بولسا تۇتقۇن قىلىنغان ئىدى.

شۇ يىلى يازدىن كېيىن، ئائىلەمدىكىلەر سەۋەبسىز نەزەربەنت قىلىنىشقا، يەرلىك ھۆكۈمەت تەرىپىدىن سوراق قىلىنىشقا ئۇچراپ كەلدى، تېلىفونىمىزمۇ ئوغۇرلۇقچە ئاڭلاندى. مەن ئاتامغا تېلىفون قىلغان چاغلىرىمدا گاژ-گاژ قىلغان ئاۋازنى ئاڭلاپ قالاتتىم. ئاتام پات-پات چاقچاق قىلىپ «ساقچى تاغاڭ كېلىۋاتىدۇ» دەپ قوياتتى. بىر قېتىم، مەن مەكتەپدىن قايتىپ ئۆيگە كەلگىنىمدە ئۆيدە ھېچكىمنىڭ قالمىغانلىقىنى بايقاپ ھەيران قالدىم. ئائىلەمدىكىلەر بېيجىڭدىن مەجبۇرىي نەچچە كۈن ئايرىلىپتىكەن. ئالدىنقى يىلى 11-ئايدا  ئاتام ئىككى ئىنىمنى ماشىنىسىغا سېلىپ، مومامنى ئەپكەلگىلى ماڭغاندا، بىخەتەرلىك خادىملىرى ماشىنىسىنى ھەيدەپ كېلىپ، ئاتامنىڭ ماشىنىسىنى  سوقۇۋېتىپتۇ، ئىچىدىكى بىر خادىم تەھدىت سېلىپ «ئائىلەڭدىكىلەرنى پۈتۈنلەي ئۆلتۈرۈۋېتىمەن» دەپتۇ.

ئۇ ئىشدىن كېيىن، ئاتام ماڭا:« سىز ھازىر تېخى كىچىك، سىزنىڭ بۇ ئىشلارغا ئارىلىشىپ قېلىشىڭىزنى خالىمايمەن. سىز پەقەت مېنىڭ قىلىۋاتقانلىرىمنىڭ توغرا ۋە ھەقلىق ئىش ئىكەنلىكىنى بىلىۋالسىڭىزلا بولىدۇ» دېگەنىدى.

كۆپلىگەن خەنزۇ كۆچمەنلىرىنىڭ جۇڭگونىڭ ھەرقايسى جايلىرىدىن شىنجاڭغا كۆچۈرۈلۈپ كېلىشى ئۇيغۇرلارنىڭ غەزىبىنى قوزغىماقتا ئىدى، ئۇيغۇرلار بۇ زىيادە كۆپ كۆچمەنلەرنىڭ بىزنىڭ ئەنئەنىمىز، تىلىمىز ۋە مەدەنىيىتىمىزگە تەھدىت ئېلىپ كەلدى دەپ قارايدۇ. بىر قىسىم ئۇيغۇرلار زوراۋانلىق ھەرىكەتلىرىگە چېتىلىپ قالماقتا، يېقىندا تېخى شىنجاڭنىڭ مەركىزى بولغان ئۈرۈمچى شەھىرىدىكى بىر ۋوگزالدا پارتلىتىش ۋە پىچاق بىلەن ھۇجۇم قىلىش ۋەقەسى يۈز بەردى.

ئالدىنقى ھەپتە شىنجاڭنى كۆزدىن كەچۈرۈشكە كەلگەن جۇڭگو رەئىسى شى جىن پىڭ تېخىمۇ كەسكىن ۋاستىلەرنى قوللىنىپ، بۆلگۈنچى كۈچلەرنىڭ تېررورلۇق ھۇجۇمىغا قارشى تۇرىدىغانلىقىغا ۋەدە بەردى. ئەپسۇسكى، ھۆكۈمەت مېنىڭ ئاتامغا ئوخشاش ئەزەلدىن زوراۋانلىقنى تەرغىب قىلىپ باقمىغان، ئۇيغۇرنى، جۈملىدىن ئۇيغۇرغا ئۆز ئىچىگە ئالغان بارلىق مىللەتلەرگە باراۋەرلىك ۋە ھۆرمەت قىلىنىش تەلەپ قىلىپ، نارازىلىقىنى بىلدۈرگەن كىشىلەرنى ئويلىشىپ باقمىدى.

ئۈچ ئاينىڭ ئالدىدىكى 15-يانۋاردا، مېنىڭ ئىندىئانادىكى ياتىقىمنىڭ ئىشىكى ئەنسىز چىكىلدى، ئىشىكنى چەككەن كىشى ئاتامنىڭ بىر دوستى بولۇپ، ئاتامنىڭ تۇتقۇن قىلىنغانلىق خەۋىرىنى يەتكۈزدى. مەنمۇ ئۆزۈمنىڭ تېلىفونىدىن ئاتامنىڭ تۈرمىگە تاشلانغانلىقىنى بىلدىم ھەمدە شۇنداق ھەيران قالدىمكى، ھەيرانلىقتىن يىغلاشنىمۇ ئۇنتۇپ قالدىم.

ئۇدا بەش كۈن ئۆيدىكىلىرىم بىلەن قەتئىي ئالاقە قىلالمىدىم. ئاخىرى ئۆگەي ئاپام بىلەن ئالاقىلىشىشقا مۇيەسسەر بولدۇم، ئۆگەي ئاپام ئاتامنىڭ تۆت ۋە يەتتە ياشلاردىكى ئىككى ئىنىمنىڭ ئالدىدىلا قولغا ئېلىنغانلىقىنى ئېيتىپ بەردى. ھېچكىم ئاتامنىڭ نەگە ئېلىپ كېتىلگەنلىكىنى ئېيتىپ بەرمىگەن بولۇپ، بىر ئاي ئۆتكەندىن كېيىن، ئۆگەي ئاپام ئاندىن قولغا ئېلىش ئۇقتۇرىشىنى قولىغا ئاپتۇ. ئۇقتۇرۇشدا ئاتامنىڭ «دۆلەتنى پارچىلاش جىنايىتى» بىلەن، بىزنىڭ بېيجىڭدىكى ئۆيىمىزدىن نەچچە مىڭ چاقىرىم يىراقتىكى شىنجاڭ تۈرمىسىگە تاشلانغانلىقىنى ئېيتىپتۇ.

ئاتامنى بىلىدىغان ھەر قانداق كىشى بۇ گەپنىڭ ئىنتايىن تېتىقسىز ئىكەنلىكىنى بىلىشىدۇ، چۈنكى، ئاتام ھېچقاچان زوراۋانلىقنى تەرغىب قىلىپ باققان ئەمەس. ئاتام تور بېكىتىدە خەنزۇچە، ئۇيغۇرچە، تىبەتچە ۋە ئىنگىلىزچە ماقالىلارنى ئېلان قىلغان، مەقسىدى پەقەتلا خەنزۇلارنىڭ جۇڭگودىكى باشقا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لەرنى چۈشىنىشىنى ئىلگىرى سۈرۈش ئىدى. ئۇنىڭ مەقسىدى چۈشۈنۈش ۋە باراۋەرلىك ئىدى. جۇڭگو ھۆكۈمىتى ئەسلى ئاتامغا ئوخشاش كىشىلەرنى تۈرمىگە تاشلىماي، ئۇلار بىلەن ھەمكارلىشىشى كېرەك ئىدى. ئۇنىڭ گۇناھى بار دېسە، گۇناھى كېشىلەرنى راھەتسىزلەندۈرىدىغان ھەقىقەتنى سۆزلىگەنلىگىدە خالاس.

كىچىك ۋاقتىمدا، دەرسدىن چۈشكەن چاغلاردا ئاتام مېنى ئەپكېلىۋالغىلى كېلەتتى. ئۆيگە قايتقۇچە بىز ناخشا توۋلاپ ماڭاتتۇق. مانا ئەمدى ئۇكىلىرىم ماڭا ئوخشاش ئاتىسى بىلەن بىرگە ناخشا ئېيتالمايدىغان بولدى. ئۇلار ھەتتا كۆز ئالدىدىلا ئاتىسىنىڭ ساقچىلار تەرىپىدىن ئېلىپ كېتىلگەنلىكىگە شاھىت بولۇپ، بىر ئائىلە كىشىلىرىنىڭ چېچىلىپ كېتىلىشىدەك قاباھەتنى باشتىن كەچۈردى. ئەمدىلىكتە، ھەتتاكى خوشنىلارنىڭ بالىلىرىمۇ ئۇكىلىرىم بىلەن ئوينىماس بوپتۇ. مەن ئامېرىكىدىن ئۇلارغا تېلىفون قىلغىنىمدا، ئۇلار يىغلاپ تۇرۇپ مېنى قايتا كۆرەلەيدىغان كۆرەلمەيدىغانلىقلىرىنى سورىشىدۇ. مەن ئۇلارغا نېمە دېيىشىمنى بىلمەيمەن.

مەن قورقمايمەن. ئاتام ئىنتايىن قەيسەر ۋە جەسۇر، جۈملىدىن دۇرۇرست بىرى ئىدى. ئۇ مېنى 18 يىل قوغدىدى. ئەمدى نۆۋەت ماڭا كېلىپ، ھەقىقەتنى ئوتتۇرىغا تاشلاپ، باشقىلارغا ئۇنىڭ قانداق ئادەم ئىكەنلىكىنى، ئۇنىڭ ئەقىدىسىنى ئېيتىپ بېرىمەن، كۈچۈمنىڭ ھەممىس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ئائىلىسىدىن ئايرىۋېتىلگەن ئاتامنى قوغدايمەن.


 جەۋھەر ئىلھام ئىندىئانا ئۇنىۋېرسىتىتىنىڭ ئوقۇغۇچىسى. ئۇ 5-ماي كۈنى نىيۇ-يوركقا كېلىپ. ئاتىسىغا ۋەكالەتەن «2014-يىللىق ئامېرىكا قەلەمكەشلەر جەمئىيىتى\باربارا گولدسمىس ئەركىن ئىجادىيەت مۇكاپاتى»(2014 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نى تاپشۇرۇپ ئالدى. مەزكۇر نوتۇق مۇكاپات مۇراسىمىدە سۆزلەنگەن.

مەنبە: نىيو-يورك ۋاقىت گېزىتى خەنزۇچە تور بېتى
مەنزىل: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06/c06ilham/

“雪山下的烈焰与慈悲”在台湾

$
0
0

“雪山下的烈焰与慈悲”在台湾

为使台湾民众与大陆游客认识西藏,2014426日(星期六)至518日(星期日),在龙山寺捷运站地下街地下一楼(台北市万华区西园路一段145号),举办“雪山下的烈焰与慈悲”展览,精简展出西藏历史、文化、现况……等挂图,也同步展出中国画家刘毅“自焚藏人碑”的部分创作。这个认识西藏的展览,可以提供参观者认识西藏的基本信息,进而关注西藏,不再会自外于世界。

文字:雪域智库
图片:Sodor




雪域智库建“自焚藏人纪念馆”

$
0
0


岂能坐视

文/阿玛给给

20131219日,第129位自焚的西藏人次成嘉措自焚。郁闷不乐,说不出的难受。当同胞为西藏付出死亡时,活着的人岂能坐视!但是,除了法会、诵经、绝食、声援等活动,还能做什么?

汉族与藏族是两种不同的民族,二者之间的文化也大不同。转换不同的视野,可以理解藏民族的文化思维。藏人自焚并不是一般世俗所见的自杀,而是一种供养,是西藏勇士以燃烧不熄的身躯来供养西藏。这是因为西藏有供养与布施的文化──对上供养三宝,对下布施众生。由于世人皆知生命何其珍贵,由此更引发世界对西藏议题的注目。而在汉人的文化里,若有义士捐躯,当追祀为忠臣烈士,并建忠烈祠以供后人凭吊纪念,期盼后世学习其为国殉难的忠义精神。所以,以汉人的文化思维而言,应该为自焚藏人建立忠烈祠啊!

不过,藏人的文化思维里并没有忠烈祠的想法。抱持着为自焚藏人建祠的精神,雪域智库的志工们开始着手编辑出版《自焚藏人档案》。在唯色主笔纪录的这本书里,安放了自焚藏人的相片,纪录自焚的经过,留下自焚者的遗言,供后世永流传。

雪域智库的志工们也取得中国画家刘毅的黑白油画复本。刘毅,从八十年代起就画西藏,画《圣地拉萨》,也画过玉树地震。基于关怀生命,刘毅自2012年起为自焚藏人画肖像,以画笔为自焚藏人立碑。刘毅说:「记录吧,作为画家我就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采访刘毅的报导中还指出:「刘毅认为藏人自焚的原因是宗教上的创伤。……刘毅说:我真希望再没有自焚了。……在作画的过程中,刘毅的内心十分煎熬,所有的画都是采用黑白的色调,以此传达出心中的沉重,支持他画下去的动力就是对生命的关注,他希望社会不要从意识形态、或者是国家或民族的角度去看待藏人自焚事件,而是关注人本身和生命。」

雪域智库的志工们把刘毅的油画与唯色的文字制作部落格「自焚藏人纪念馆」,一张张自焚藏人的脸,拼成一大张西藏民族的邮票,寄给了藏人的观世音菩萨,信里说的是想念,画的是死心塌地,写的是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用画笔为自焚藏人立碑:艺术家刘毅讲述心路历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FQ_ZYvXHk
中国画家用画笔为自焚藏人立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Mk-UmUeFQ


补充: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4月15日,在境内藏地有130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5位藏人自焚,包括20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15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2人,境外3人。

【文字与图片转自雪域出版社杂志《西藏的天空》[14]】

王力雄:刘毅的朝圣之旅

$
0
0


刘毅的朝圣之旅

王力雄

多年前我刚认识刘毅时,他的作品主要是抽象工笔图案,每幅画费时数月,形式感很强。他曾送给我一幅画,我挂了多年,从未看腻,不断从中得到愉悦之感。而对很多画,我看得长了会不想再看。我想,如果刘毅沿着原来的路子一直画下去,画会卖得很好,他也可能成为一路画法的代表,得到学术成功,名利双收。然而刘毅在可能走向这种成功时,却让自己的创作转变了方向。

他开始在精细勾描的和谐图案上,粗暴地写下一些突兀的汉字,如「谎言」、「巨贪」、「黑帮」、「发财」等。那种不雅效果让人感到不舒服,唯美意境遭到破坏,像是过于直白的口号。然而把口号写在美丽规整的背景上,产生的张力却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并不美好,但也许就是刘毅要创造的效果。

毫无疑问,在这个流行中产阶级口味的年代,刘毅转型后的作品肯定不如原来的画好卖。尤其是他投入很多心血创作的「一九八九」系列,那些附庸风雅的「艺术爱好者」和计算投资回报的画商们,会如同避开瘟疫般绕行而去。刘毅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居住在上千画家聚居的北京宋庄,什么样的画好卖,什么样的忌讳不能违是基本常识。然而艺术对刘毅不是生意,不是职业,他为自己确定的理念是:坚定立场,克制欲望。这理念对他不只是声音,而是践行中跋涉的脚印。

没有人没有欲望,但很多人却可以没有立场。克制欲望是难的,选择立场并且坚定地持守立场就更难。刘毅同时承担了这两种难,他对自己的要求似乎太高。而相反的选择——既纵容欲望,又放弃立场,会让很多人感觉舒适。我觉得,人贪图舒适没有错,但是没有必要再给那舒适披上光环。有人恰恰就要那样做,非把艺术归到欲望的阵营,而把立场说成是远离艺术,靠倒打一耙让自己更为舒适地艺术,否定任何对立场的追求和坚持。

数年转型让刘毅走出了上下求索,逐渐把立场和艺术越来越浑合地融为一体。他的系列作品《天安门》、《圣地拉萨》和《大地》已经在很有说服力地展现——震撼人的艺术力量,生长的最深根源正是在立场。在那些作品中,每一幅都可以感受刘毅鲜明且坚定的立场,但却用的是艺术的表达。艺术表达的立场虽然鲜明,却无需言说也是不能言说的。那是一种从眼睛直接涌入的冲击,不必绕行大脑,就能直达人的心灵,激发长久的共鸣。

刘毅的转型不仅仅在于艺术,而且是连同他的人生。他未来的路还遥远,也一定会有坎坷艰难。但我相信作为佛教徒的刘毅,也会在他的艺术朝圣之旅上最终见到佛,并且亲身见证佛的宣示——人人皆可成佛,只要虔诚地修行、修行、再修行。

写于2009年

转自雪域出版社杂志《西藏的天空》[14]】

波兰出版我的书《Niewidoczny Tybet》

$
0
0

波兰出版社Dialog,于2013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出版了将我的文章结集的一本书《Niewidoczny Tybet》(波兰语:“看不见的西藏”)。说明一下,我的名字的波兰语是Öser。

这本书的翻译者是Adam Koziel先生,著名的非政府组织——波兰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1]负责人之一。Adam Koziel先生曾翻译了尊者达赖喇嘛的两部著作、噶玛巴仁波切的著作和传记、索甲仁波切的著作。还翻译了藏人学者茨仁夏加、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帕登嘉错的文章。尊者达赖喇嘛每次访问波兰,他都是翻译。

这本书包括111个文本,共392页。感谢编辑Ela Brzozowska女士。

波兰汉学家、前驻缅甸泰国大使Bogdan Góralczyk先生为这本书写了评论,其中写道:"In my opinion ‘Invisible Tibe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ough painful and  cruel, description of contemporary Tibet."

波兰作家Natasza Goerke女士写道:“这是惊人的,不安的,它有助于理解。”

对于我来说,一直以来,波兰因为米沃什(Czeslaw Milosz),而格外不一样。

而米沃什,不只是因为他获得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只是因为他在我反复读过的《米沃什词典》[2]中写道:“生命不喜欢死亡。只要有可能,躯体就会站在死亡的对立面。坚持心脏的收放,传布血流的温暖。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宣示了其向生的意愿。它们是躯体对于毁灭的反抗。它们是歌曲或符咒,能够用以暂时驱除恐怖,唤来安宁——一种文明的安宁,或者相当于幼稚的和平。”

对于我这样一个藏人写作者来说,我无法忘怀这件事,1995年3月间在达兰萨拉召开首届西藏作家大会时,米沃什专门致信说:“请接受我的祝愿,我与你们休戚与共、感同身受。我也曾长期流亡,我理解你们面临的问题和拥有的希望。你们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赢得了自己的朋友,你们应该坚信,你们在孤绝的境地中进行的写作,有朝一日必将为世人所知,并被世人心怀感激地铭记。”[3]


注释:

[1]波兰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据介绍,1989年,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在波兰成立,主要使命是促进尊重自由和人权的文化在波兰和极权国家的发展。
[2]《米沃什词典》(Milosz’s ABC’s),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37页。
[3]关于米沃什致信首届西藏作家大会,见藏人作家嘉央诺布的文章,中文译文即〈诗人、艺术家、教师和勉为其难的仁波切〉

附:以下图片来自波兰出版社Dialog及编辑:



转:前線記者的失語—記《灰記思索大時局》發佈會

$
0
0

14MAY
IMG_6526
這個發佈會很有意思,就在對主流傳媒愈來愈不信任的時刻,五、六、七、八十後的記者(主要是電視新聞)冒著黃雨來到明麗的北京道1908書社,聽三位講者及主持(杜耀明、潘達培、新書作者盧敬華及主持羅淑儀) 分享前線記者的迷思及困局。
進一步出版的《灰記思索大時局》集輯了前線記者盧敬華過去五年在網上寫的文章,最初,盧以灰記客為名開blog,為了「填補平常的失語」,用自己的方法去議事去看世界。換句話說,分析此書所寫,正看見主流媒體的不能、不願、不想寫。而此本「篩選版」足有六百多頁,寸多厚,說不得的份量。當中包括今天傳媒不能、不願說的:價值判斷(左傾) 、西藏議題、國際視野。
已離開媒體工作的潘達培直言:「電視新聞本質是膚淺的,只是捕捉某種情緒,某些Sound bite 而不是展開深度的討論。而今天的記耆的訓練,除了學化妝、練聲、讀稿外,還學什麼? 」已在浸會大學新聞系任教超過二十年的杜SIR,不失幽默地說:「採編寫的技巧,就好似飛髮鋪的洗剪恤,只是基本功,好快學識,但價值觀唔係,宜家採訪就好似開個研討會,你一句,佢一句,再加一兩個專家及官方之言,就叫做了平衡報導。」他再語重心長地說:「記者的本質是尋求公義,而不是維持所謂的客觀、平衡報導,當建制讓我們做不了什麼,政客庸俗不已時,就是要做一個好記者。」全場默然幾秒。不知在場的年輕記者如何消化。
杜Sir也反問盧敬華:「書內每篇文章,都可以係一個故題,點解唔行前一點,多做點,也許可以成為故仔?」盧敬華答:「唔,也許我們也有自我審查,如有關西藏議題,真的連問也沒有問過老細。不過,西藏話題不單是國內禁區,香港學者、傳媒連碰也不碰。」的確,此書不少篇章都是討論西藏自決及被暴力漢化的苦痛,那種今日西藏,明日香港的人文關懷及焦慮通書可見,因此,也得到西藏作家唯色的迴響,寫了一篇很有份量的序。
另,本土兩個字的解釋及演釋,早成兵家必爭,但杜Sir卻認為此書「用國際視野來談本土」,雖然很有博客文章散漫特色,東談西說,但無論說的是西藏、利北亞、沙地亞拉伯、沖繩或綠島,最後都是拉回香港,討論香港當下的情勢。潘達培也說主流媒體的國際視野只限大國的大事,其他的,老細就只會問你:同香港有什麼關係? 去到外地,最好就是採訪一下當地華人的生活,這樣就叫做有關連,叫做視野了。
此外,杜Sir 也問盧何為左傾? 在今天,當階級矛盾及人文關懷有衝突時,如自由行的討論,作為左傾人士,如何進入討論? 這樣的一條難題,盧生沒有即時回答得很清楚,但又談何容易,期待日後更深入的討論及分析。而作為五十後的盧生,當了前線記者超過二十年,在香港絕對前是異數,而他在七十年尾在加拿大留學時,吸取的「毛派」、世界主義、站在人道立場關心弱勢的價值觀及識見,幾十年來繼續滋養他的人生,即使不能在主流媒體好好發揮,仍用自己的方法,不求吸精,嘗試把議題拉長拉闊,持久地默默地耕稼,單是這份堅持,我想,已很值得有心當前線記者的朋友參考了。而作為五十後,在一片只重年輕花樣而不重歷史思考的時代,盧生的議論又提供了別樣的關注及見解,這也在豐富了香港故事的聲音了。
 (转自:樹上飛馬

王力雄《转世》连载15:窃国之局

$
0
0

王力雄在他的网站“族群对话与新媒体”连载现已完成初稿的长篇小说《转世》。《转世》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黄祸》的姊妹篇。正如他在推特上(@wlixiong)所说:将在修改过程中同步连载,第一阶段是在 http://wanglixiong.com(墙外)上连载。

《转世》连载15:窃国之局

军委副主席的办公室跟一个篮球场差不多大,进入者首先会被其面积衬出自我渺小。王锋向白副主席敬礼,虽然并非挺胸立正,类似举手打招呼,但他和白只差一级,照理可以不敬礼。即便在王锋职位更低时也不给当时是南京军区司令的白敬礼。王锋那时帮助人称“主席”的军委掌门人处理事务,“主席”是王锋父亲老下级,地方军头因此都对王锋恭敬。白那时的态度和现在不一样,甚至显得巴结。而此时,他对王锋如同没看见,继续处理文件,让王锋干站着。

《黄祸》中的白司令不满王锋,只是碍于“主席”不得不逢迎。南北战争时他让南京军区保持中立,等待时机。“主席”一死立刻拥兵自立,讨伐王锋。直到王锋对台北实施核打击后,白司令被自己的心腹苏副参谋长击毙,南京军区向王锋投降。

此时,王锋站在白副主席面前。文革岁月父亲被打倒,当时也受冲击的“主席”用最后一点权力把王锋送进军队,免得他在外面受辱或学坏。那时的王锋十五岁。按军队多年积习,睡觉前新兵得给老兵端洗脚水。当王锋把水盆放在班长脚下,班长拍着王锋的头说,官儿子还不是得给老子打洗脚水。王锋把一盆洗脚水全泼在班长脸上,为此被关了三天禁闭,他在禁闭室里唱了三天歌。

毛死后,“主席”随元老们一块复出,最终变成军队掌门人。“主席”去世后,事先投靠当时总书记N-1世的白副主席便上到了这个位置,对王锋的态度也就倨傲起来。是从那时起,王锋清楚地告诫自己,只把白当成在自己之上的一个位置,不要把他当成人。王锋敬礼是对那个位置,也是一种拉开距离的表示。但是此刻看着白副主席的样子,王锋还是不禁想起当年的班长,双手感受到盛满烫水的洗脚盆。

军队分行伍派和学院派,两派互相看不起。而家庭有权势背景的被称为“太子派”,被两派共同不喜欢。王锋既是太子派代表人物,又有学院派背景,白副主席则是行伍派老大,因此对王锋有双重不喜欢,总是用故意怠慢,既表达对拼爹上位的蔑视,又表达对学院书虫的不屑。

王锋放下想象中的洗脚盆,似乎看到班长那双踩着田埂走来的厚脚伸进热水舒坦地蜷缩。十五岁已经过去,痛快不再是行事准则。在军内想做任何事,白副主席都绕不过去。仅把他当成一个位置还不够,也不能只想井水不犯河水。要做事,就得把他当成需要调教和利用的动物。一条狗对你呲牙狂吠,你不会气。好了,就是这样的心态。至少此刻,要让这条老狗和你上一条船,让他感觉船上有吃的,就会往上跳。

足足让王锋站了五分钟,白副主席从花镜后面抬起眼睛:“坐。”

王锋怀着恶作剧心理又一次敬礼,看得出白副主席很受用。他故意只坐沙发边缘,背挺直而不后靠。中国官场的下级在上级面前都是这种坐相。他乐见白副主席得意,自己付出了什么?什么都没损失,当做防止驼背的锻炼,又换来白副主席的得意,希望他能为此多听进去几分话。

白副主席的粗短两臂抱在一起,半闭眼睛靠在牛皮椅背上。对着这样的姿势,一般人已经没有讲话的勇气。王锋不会。这样比对谈还好。对谈容易被占据强势的白副主席牵着思路走。而单向输出会讲得更有条理和完整。王锋知道白副主席即使做出睡着的样子,也不会漏掉他的一个字。要说白副主席把谁当作对手看在眼里,整个军队只有王锋。

“我要做检讨。前段时间得到一个情报,事关重大,必须谨慎,因为一直无法找到确凿证据,就没向您汇报。现在大局势态虽未直接提供证据,但是似乎也印证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情报属实,现在才报是重大延误,属于失职,我请求处分。”

王锋讲述的情报就是“窃国猜想”。刚开头,“窃国”两字就把白副主席震了。他睁开小眼睛,射出精光。“哪两个字?”

“盗窃的窃,国家的国——窃取国家。”

根据王锋掌握,军队是被整体隔离在窃国计划外。白副主席的确不了解情况,他对这两个字显示的震惊可以当做旁证。不过即使是真参与了的人, 听到“窃国”也同样会震惊,他们从不会把自己跟这个两个字挂钩。很多人只是各捞各的,并不知道全貌。“窃国”是“窃国猜想”里用的词,王锋是要让这两个字坐实。

白副主席的小眼睛又闭上了,但是呼吸变得轻微,那是一种专心的表现。王锋给他讲的基本就是按照“窃国猜想”,只是对前面部分加进了背景解释,后面的结论部分则几乎通篇照读。


“窃国猜想”的结论部分:

·  理论上,中国土地属于国家,私有化卖地的收入会进国库。此中的窃国之道在于,先打着共产党惯用的为民旗号,把卖给“历史使用者”的地价定到最低,收进国库的只是这笔钱。而窃国者们利用权势,先拿下有升值潜力地块的使用权,把自己变成“历史使用者”,土地私有化时就可以花低价成为土地主人。然后再一块把中国土地市场炒到最热,吸引全球资金进来投机,在土地价格暴涨到最高点时卖掉土地。那低买与高卖之间的巨大暴利,就成了他们合法的正当收入。

(王锋在此加了一句解释:“就像当年搞房改时,几万元卖给原本居住者的住房没几年就涨到几百万。不同的是那时是城市职工大部分从中受益,这次受益的只是一小伙当权者。”)

·  这将是窃国者的最后一窃(中国就此被窃空),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一窃。窃国者从中捞的钱会使他们个个富可敌国。但是他们却不会把钱留在中国,而是全部转到国外,自己走人——美国、欧洲、澳洲,他们移民到那些被官媒嘲笑在中国辉煌下黯然失色的国家。奇怪吗?这些年一方面是中国傲视欧美,一方面却从未停下出走的脚步。富人公开移民,官员暗中移民。去年修改了部级以上退休官员不许自由出国的规则,搬掉了身在高位的窃国者出走的最后障碍。 
·  窃国者其实早已悄悄把根挪到西方,亲属和资产都已转移,自己口袋也放好了外国护照。他们从中国捞到一切,对中国却毫无信心。击鼓传花的换届效应让中国如同不断加温的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选择西方社会作为安享财富和保证安全的归宿。即使眼下陷入危机,但是有文明的基础,完善的法治,对私有财产的保证,不再革命的稳定,安全的空气、水和食品,子子孙孙都能安全成长。他们把窃国捞到的财富拿到西方去享受,摇身一变成为守法公民和干净的富人。 
·  这是权势集团合谋的过程。此届政府仍会继续营造中国繁荣,目的是促成土地私有化后地价暴涨。这是窃国者的最后清盘。一旦土地被高价卖出,政府就会放弃对繁荣的支撑。那时假作的规划立刻破产,开工的项目也会骤停,土地价格随之暴跌,工人大量失业。国家信用破产使国内外信心丧失,全靠信心的现代经济马上连锁崩盘。因此,这场土地投机的成功是以国家破产为代价,结局将是整个中国轰然倒塌。 
·  这不仅是窃国造成的结果,而且是事先谋划的目标。窃国者就是要通过制造崩盘,使他们的窃国一了百了,从此所有追查都不可能。为了抹掉犯罪和不被追查,他们不惜让国家垮,让人民陷入灾难,因此他们不仅是窃国,而且是灭国。

(王锋插了一句:“这里是否属实暂时不说,类似情况的确存在。一些民族地区的官员在自身腐败将被追查时故意挑动动乱,制造民族冲突甚至流血,那时当务之急变成维稳,清查腐败只能中止。事后高层害怕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即使心里明白也会放弃追查。至于国家受到什么损害,根本不在那些官员考虑中。”)

·  更无法思议的,在灭自己国家的同时,窃国者们却会致力欧美国家的繁荣。他们的财富在欧美,自身的未来已和中国脱钩。多年来中国政府购买西方巨债,承担对方货币贬值,签下一单一单给欧美送好处的大合同,都是在让中国为西方经济危机买单。窃国者捞的财富足够几辈子挥霍,因此重点不再是继续捞,而是如何保住那些换成了美元和欧元的财产,就得想方设法促进欧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  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卖地骗局,骗的钱虽然主要来自欧美,但不会对欧美经济产生太大影响。因为被骗的钱仍然留在欧美,未来也用在欧美,只是换了银行账号,归到了中国窃国者名下。甚至因为从港台和新兴国家骗的钱也放进欧美银行,欧美的财富总额还会增加。 
·  大笔欧美财富转移到中国窃国者手中,可以成为他们重归权力的资本,只是把游戏场地转到了欧美国家。窃国者的子女很多早已融入西方社会,有了巨额财富的支持,将逐步追逐西方经济与政治权力,攀爬世界权力顶峰。那时,他们对远方已成废墟的中国,不会多看一眼。


王锋以平淡语调念完的“窃国猜想”让白副主席有点坐不住。他抓起桌上茶杯咕嘟了几口,虽是极精致的瓷器,还是如同军用大茶缸那种牛饮。

“这有什么证据?如果真有这么大的阴谋,不会是一年半载才发生的事,我们怎么可能没听说?”

王锋同意地点头。“白副主席,我拖延未报也是这个原因。没有证据,如何当成情报?这份东西之所以叫‘猜想’,相信也是因为没有证据,无法在法律上指证,只能用‘猜想’唤起舆论关注。当人们看到‘猜想’的某些步骤成为现实,就会相信‘猜想’预测的窃国正在发生,从而让窃国进行不下去。功亏一篑,这个‘猜想’没有来得及公诸于众。现在‘猜想’的预见正在被验证,土地私有化已确定实行,优惠历史使用者的法案将在人大通过,面向外资的土地市场在预热中,私有化土地允许上市的年限刚被缩短,而对外公布的多个大项目其实是空壳;高层又转变了与日本抗争的路线……”

不用多举别的例子,仅一个二神之死就足以说明“窃国”不会是凭空想象。正巧在“窃国猜想”发布前发生车祸,是事故还是追杀已足够想象。随后数台八一本同时使用“永久性粉碎机”销毁“窃国猜想”,更不会是巧合,说明正是‘猜想’击中了要害才招致二神的杀身之祸。不过王锋没有把这一点告诉白副主席。沈迪和他的保安公司肯定脱不了干系,但是迄今相关部分都被搞得了无痕迹。沈迪一定有极大的权势背景,才能收拾得如此干净,甚至手伸得进警察系统销毁现场视频。追查沈迪需非常的隐蔽,防止打草惊蛇,不被蛇咬。

白副主席显然受到了“窃国猜想”的震撼,但出口的仍然是不屑。“妈的,猜想谁不会,老子搞个猜想比它还神。”

“面向宏观的情报分析有时不可能全靠证据,往往也找不到直接证据。比如通过推动时尚和操纵潮流诱使消费者的购买,其实相当于一种合谋骗局,但却无法证明。每个部分都合法,每个参与者都做正常的本职工作,没有统一指挥和部署,靠的只是一种机制与架构。只要每个追逐利益的个人算计在那机制中集合,无需协商,通过默契就可以合谋,那就是所谓市场的无形之手。同样,中国的权势机制也有类似功能。只要权势者保持基本理性,追逐自身利益之时不破坏集团利益,就可以形成集团利益最大化的默契。尤其在高层,这种默契甚至可以达到类似艺术感悟的精妙。而默契是找不到证据的,不会被常规意义的情报发现,反而容易被重视证据的情报工作忽视……”

白副主席不耐烦地在眼前挥了一下手。“现在进行的呢?是不是你说的这种?”

“相当一部分是。”

“既然这种方式找不到证据,就算他们窃了国你又有什么招?”

“但是这次要利用土地私有化的窃国,环节实在太多,需要进行非常复杂的安排,不可能全靠默契,因此一定会有协商。不过协商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有哪些人参加,还得查证。我担心的是,如果事情关系到最高层,会被掩盖得极深,至今找不到线索,应该正是这个原因。”

“你来跟我说这些,肯定有想法,直说吧。”

王锋观察白副主席。那张黑脸上的皱纹与横肉纵横交错,可以很好地帮助掩盖表情,不过仍然能看出后面的脑瓜正在激烈盘算,应该如何利用这个情报。

“白副主席,如果高层有窃国者当朝,在他们的局里是揭不开真相的,他们无需露面便可控制一切,任何人都拿他们没办法。唯有破了他们的局,不按他们的规则出牌,才能逼他们出来博弈,露出马脚和破绽。而只要有证据证明窃国牵涉到党的最高层,‘党指挥枪’就可以终结,军队挺身而出就有了谁也无法否定的正当性。”

这段话简短,含义却丰富。白副主席被王锋加重语气所说的“挺身而出”所打动,正是王锋突出这个词的目的。中国军队在“党指挥枪”的压抑下已经太久了。早年中共领导人都是打天下的,个个在军队树大根深,党对军队的领导因此能靠这种特殊关系保证。然而随老一代离世,党与军队在历史中形成的交融逐渐解体。毫无军队渊源的后继中共领导人仍然强调“党指挥枪”,便失去根基,难以被职业军人认同。王锋一直把军队国家化当做目标,那除了是现代性标志,也符合军队自身利益。国家化的军队将不受党内斗争影响,也不会随党倒台发生混乱。军队置身政治之外,只对国家负责,危机时充当仲裁者,地位更高。中青年现代军官对军队国家化的理念普遍接受,但是年复一年千万遍重复“党指挥枪”已经化作某种不言而喻的潜意识,没有充分理由是迈不过去的。

白副主席当然听得出王锋话中玄机——如果打起反窃国的旗帜,军队摆脱党不仅理直气壮,还会成为民众拥戴的英雄。这种前景对白是有吸引力的,没了党压在头顶,军队就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掌握军队的他也就有更高的地位。不过他反倒是进一步挑剔,似乎要故意与王锋拉开距离。

“只有证明窃国确实发生,军队出面才说得过去。但是你刚刚说了没有证据,总不能让我用猜想去说事吧?不得让人笑掉大牙!再被对方告诬陷,岂不自己找死!”

白副主席说得没错。想让军队打起反窃国的旗,必须先证明党内高层参与了其中,军队才能名正言顺甩开党。王锋刚说的包含这个意思,只是说的含蓄,白的质疑是要他进一步明确。

“窃国者权高位重,藏在后面很难暴露。除非是做一些让他们不得不出面交手的事,出头反击……”

“什么事?”

“像‘窃国猜想’说的,窃国核心在于窃国者买下的土地能卖出高价,那要靠国际资本。而国际资本是否进场取决对中国的信心。所以窃国者一定要精心包装中国的和平盛世。日本做了多年民族主义的靶子被转了向,也同样是为解除国际疑虑。破局之点就在这里——只要打破和平盛世的外表,让国际资本产生疑虑,就动摇了窃国核心,打到窃国者最痛处,那时他们一定跳出来反击。”

“再具体点。”白副主席此刻惜字如金,却要主导对话走向。

王锋直视白副主席,微笑着轻描淡写:“打台湾。”

与王锋的平静相比,这三个字对白副主席却像是炸弹。他看王锋的眼光都变成似乎是看一个疯子。

王锋不在意白副主席的态度,接着往下说。“台湾迟早要打。随着时间台独只能日益坐大,为了国家统一,迟打不如早打。而此刻打,既能同时阻止窃国,又能实现军队自立,这让打台湾有了一石数鸟的效果,机不可失。”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厚厚一册文件放在白副主席的桌上。一张单页纸用曲别针夹在封面上。 “这是我做的作战计划和提要,作战计划的结论是,我们有足够把握七十二小时内拿下台湾……”

白副主席做出强烈手势示意王锋打住,就像怕听枪响的老太太对着要扳枪机的机枪手。他被王锋搞得有点不知所措,不想继续往下讨论这个话题。他起身咧嘴打了个哈欠,说声“眯一会”便走进里屋。那是一套拉着厚窗帘的卧室。雕花的厚重木门关闭。


王锋继续坐在办公室,知道“眯一会”并非真的,白狐狸精力过人,从不睡午觉。他是需要一个独处时间思考。既然是狐狸,就不会被人牵着走,会按照自己的需要仔细衡量利害,来回盘算。那需要时间,也需要安静。王锋依然保持端坐,并未趁机在办公室里走走看看。毫无疑问有摄像监控,甚至里屋卧室都可能正开着一个屏幕,因此连脸上的表情都得考虑隔墙有眼,只有头脑里旋转的思想没人看得到。

军队国家化迟早必走,军内外但凡有点思想的人都不怀疑。问题只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由谁去走?王锋当然愿意自己主持这种历史转变,但是知道此刻尚非他的出头时机。他的威望只在军、师级有现代意识的中青年军官中,在高层却是鹤立鸡群,并无可靠盟友。让白顶在前面,军内阻力会小得多。白有不断高爬的野心,但他在军内已经到头,没有大变局一辈子就为止了。而若反窃国,有可能让他变成中国的老大,这一点能够吸引他。白当然不会是个好的统治者,推他只是为了破局。而只要破了局,就会有王锋的机会。

军队是目前中国唯一具有健康性的力量。虽然也腐败,有些腐败甚至惊人,但是和党政的不同在于,军人有不可出国的限制,直系家属也不许移民国外。这使军队的根仍然保持在国内,军人即使只为个人利益,也得对国家的前途负责。不管是力图挽救党,还是出于争权的需要,反正几次换届后的反腐,把党的丑行是国人眼中揭了个底掉——巨额贪腐、荒淫无度、家族横行、肆意杀人……连最高的政治局常委都黑不见底,这个党哪里还有干净的?这也使得“党指挥枪”不再是不可置疑的天条。只要找到指证窃国的证据,就能彻底否定党对军队的控制。王锋对此一直在心里感激“深喉”,虽然深喉提供的只是一个猜测,却是自己全盘计划的支点,一切都取决于这个点,由此而生。自己虽然掌握庞大的情报机构,拥有世界一流的手段,却都不如一个猜测直捣核心。传统情报方式貌似严密扎实,可以搜罗到所有情况和海量信息,却都是死的,直到一线智慧的直觉之光照射下来,才获得融会贯通的生命。已经习惯认为自己最棒的王锋,“深喉”给他忘却了的振聋发聩和心生敬意。

这个“深喉”到底是谁呢……


随着那扇厚木门打开,白副主席出来。他军服整齐,看不出睡觉。墙上挂钟显示正好是半小时。白径直走到办公桌前,坐下看前面正在批的文件。一页之后,第二页又翻过,他的眼睛没有从文件上抬起。“军队是党领导的,不能和党不一致……”

王锋心里一沉。还好,后面还有话。

“……至少不能公开跟党唱反调。”

白副主席继续在文件上盯了好一会儿,摘下花镜放在桌上。

“刚才你说的事,既然什么证据都没有,我就当没听到。打台湾什么的也当成你自己讲故事。我现在给你去东南沿海检验总体作战能力的任务。你有权在南京军区的海疆范围调动任何军事行动,但只能演习,不能开火,也不可超越距离海岸线五十海里范围——这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军队可以自行调兵的最大范围,超出就得政治局批准了。在此范围,你的任何决定不需要事先请示。”

王锋事先想了各种可能和应对,却没有想到白狐狸扔出的是这么一个怪招,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授权命令书……”

“没有授权命令书!我会让南京军区配合你。”看上去白急于结束谈话。“这事是你提出来的,你想怎么试,按你说的默契方式去做。我们之间话只说到这,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个话题,也不用跟我联络。一切你自己决定,出任何问题也由你自己负责!”

延伸阅读: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 前言及目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22.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引子:法门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1.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2:“二神”之死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2.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3:国葬(上)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3.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4:国葬(下)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4.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5:“替身”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8/5_9550.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6:保安公司与会所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8/6.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7:仙人村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8/7.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8:台湾不粘锅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9/8.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9:家族联盟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1/9.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0:工人想念毛泽东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1/10.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1:维稳大师的部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11.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2:军营野禽宴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2/12.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3:直航船与热气球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2/13.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4:第一千个自焚者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2/14.html

唯色:给香港记者卢敬华《灰记思索大时局》写的序

$
0
0

给香港记者卢敬华《灰记思索大时局》写的序

文/唯色

四年前,我注意到有个叫灰记客的博客,写的有相关西藏的不少文章。实际上,后来我转了多篇贴于我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第一篇转的是《边陲的声音-西藏话篇》,就“中共声称自治的‘少数民族’比广州人恶劣得多的语言及文化环境”,灰记写道:“专制主义的逻辑十分简单,既然不能成功改造你们,便只能殖民,用汉人把西藏汉化‘在所难免’”。对此我深以为然,因为这正是西藏之现实,尤其近年来更是快速,但当局不会明说亦不会承认。

灰记是香港人。鉴于党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加之我本人已成为“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也即与党异议的声音,就更不可能得到“港澳通行证”,故香港于我而言,仍然与1997年以前的香港一样,是远不可即的类似异国他乡之所在,根本不可能有亲眼目睹的机会。抱歉,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九七是分水岭;九七之后,香港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就跟西藏一样,以1959年为界,西藏发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党爱用的说法之一。依照党的话语方式,以1959年为界,西藏被划成了“旧西藏”和“新西藏”:“旧西藏”是人间地狱,是“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而“新西藏”是人间天堂,自然就是幸福的顶点,已经无与伦比、没法形容了。当然,我们都明白党何以坚持、并且愈发渲染这种荒谬的历史观,目的在于合法化当年的占领、今天的殖民。同时,党也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灰记的另一篇文章《藏语的命运及其他》也让我有共鸣。他写道:“北美原住民对母语文化的追思、续延,乔姆斯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灭绝性的批判,台湾民主化后原住民的身份追寻,均是对如中国以至全球缺乏反省的强势文化操作的有力控诉。因此,无论北美原住民,北美非洲人后裔,藏人,蒙古人,台湾原住民,乃至广州人……,均有一‘共同命运’,就是在融入主流社会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发现差异,发现自身独特之处,发现自己的母语文化,为此而努力不懈地抗争。”

然而,中国政府对待藏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向来是以强悍的方式,从娃娃做起,使全藏地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加快汉化、中国化的进程。用官方语言来说,即融入主流社会。我去年在拉萨时,见到朋友的孩子因汉语表达不流利,被老师判为“差等生”,这使得藏语流利的孩子很是自卑。我还听了这个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唱的一首歌,居然是我小时候唱的《浏阳河》,香港人一定对这首歌不熟悉,这是红色的中国革命歌曲,歌颂毛泽东打下了天下。我至今还会唱,可见当年的洗脑是多么地不遗余力,如今又听完全不解其意的小小藏人鹦鹉学舌般唱着:“……江边有个什么人?出了个毛泽东,领导我们得解放”,我心里说不出的愤怒与悲哀。

灰记在《中国对西藏的东方主义》一文中则呼应了我对中国主流学者的批评。我有充分的事实证明中国的诸多主流学者怀有一种国家主义的心态(我觉得我是客气的,更有严重的批评认为那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心态)。因为近年来发生在全藏地的抗议,在他们那里产生的反思,只是一致批评西方对西藏有“香格里拉情结”、“香格里拉迷思”,是一种陷入神秘化的“东方主义”,故而2008年西藏抗议发生之后,西方社会会对西藏一边倒。但他们根本不提,何以在“解放”这么多年之后,“翻身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自己的人?何以在雪域西藏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

灰记的评论是宽容的。对这些迎合中国主流心态的学者,善于以“先进语言”而不是“官方恶形恶相的语言”来为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辩护,却不承认西藏人的主体性,不把西藏危机看成民族问题、身份认同问题,只看做是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灰记平和地问道:“是否因为身在威权体制内的‘不由自主’?”其实,与其说“不由自主”,不如说这些主流学者一个个聪明至极,深谙自保、自利之术。

何以远在香港的灰记会对西藏问题倾注这么多的关切呢?而且他的关切,不是那种高分贝以引发瞩目,而是默默地、清醒地、多少克制地挂虑着。我不必再重复“今日西藏,明日香港”这句老话,固然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实,灰记更是一语中的:“历史已证明,中共承诺藏人的不是真自治,历史也将证明,中共承诺港人的不是真民主。”我与灰记并不相识,除了相互的文字。通信也寥寥,只是阅读彼此的博客,却有许多会意,这应是在于某种相似的境遇以及更为深刻的理由:如灰记文章中提及的“普世人性”,以及勇于担当的自勉:“珍惜香港自治的人,实有声援西藏人奋斗的道义责任。”

并且,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 Elliot Sperling ,尽管他的研究在于西藏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西藏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并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

有趣的是,我因为写这篇文字,才想起问这个其实我早有的疑问:灰记是什么意思?灰记回信说:“灰代表上了年纪,上了年纪的记者。”原来这么简单,又含有诗意。

2014年5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王力雄文章《民族自治,大象与老鼠》译为英文和藏文

$
0
0

王力雄文章《民族自治,大象与老鼠》,2014年3月1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藏学家Elliot Sperling教授译为英文,发表于让赞联盟。藏人作家雪将译为藏文,以图片形式发表于网上。以下是英文版与藏文版。

(1)英文版

Wang Lixiong: The Elephant and the Mouse

Translated By Elliot Sperling 

While travelling in Europe in the summer of 2012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Munich. As a longtime observer of Xinjiang issues I’d hoped to call on some of the core people in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to meet with them face-to-face and understand their thinking. I telephoned and was asked to send a letter. I did so but received no response from the other side. Clearly they were refusing any contact with me. At the time I really didn’t understand. Among Han I’m considered to be someone close to the Uyghurs: I sympathize with them; I’ve written a book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Xinjiang policies; and I’ve been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in Xinjiang. Moreover, friends had made introductions for me in advance. Why was I refused even a cursory meeting?

The recent incident in which Uyghurs attacked and killed Han in Kunming has precipitated a mood of hostility towards Uyghurs among many Han, including intellectuals who in normal times are critical of the authorities. Even those opposed to the CCP regime have similar attitudes. This isn’t strange. When they’ve confronted major nationality issues in the past they’ve always enacted the same scene. In this instance Liu Junning, an important figure among China’s liberals,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Rethinking the Policy of Regional Nationality Autonomy in Light of the Kunming Incident” [《从昆明事件反思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Wall Street Journal [Chinese Edition], March 4, 2014). In it he reiterates the views put forth several years ago by Ma Rong, a scholar who operates within the system, and blames China’s worsening nationality problem on the disparate treatment and hardening estrangement caused by regional nationality autonomy and the demarcations between nationalities. He considers these as the root causes of an unceasing escalation in nationality enmity and conflict and puts forward the same proposal as Ma Rong: eliminate regional nationality autonomy and the demarcations between nationalities in order to remove nationality hostility.

The view put forward by Professor Ma Rong received praise from different sid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ystem, and has been considered a hot topic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If we can say that at the time it caused nationality figures to worry about what measures the regime might adopt as a result, now, when important figures among Han liberals are making similar proposals, things are going yet one step further and causing them to see the Han, whatever differences of opinion they might otherwise have among themselves, as a cohesive whole with regard to the nationality issue.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figures, to assert that nationality autonomy and the demarcations between nationalities are problematic in that they strengthen nationality consciousness and solidify the problem of nationality boundaries, and then to trace the worsening state of China’s nationality relations back to this, is clearly to have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but to deal with the matter only by pointing out the mouse in the corner. Secondarily, although nationality autonomy as currently implemented is indeed phony, it at least provides a means for using one of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authorities against another, allowing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 formulation for defending themselves. Abolishing nationality autonomy then would tear down this last protective barrier.

It’s tr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demarcations between nationalities. This is taken by Ma Rong as grounds for eliminating support for nationalities. But this constitutes a selective avoidanc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U.S. protections for human rights. When there are human rights there are nationality rights, because a nationality is a nothing but a coll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The U.S., lacking demarcations between nationalities, has the richest diversity of ethnicities precisely because it ha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The root cause of China’s nationality problems is primarily the lack of human rights. But the need to place the blame on nationality autonomy avoids the real causes and misdiagnoses the malady. And it’s thoroughly useless for bringing about reforms in nationality relations.

Of course, on this point I don’t consider Liu Junning and Ma Rong to be alike. Junning’s final proposal for resolving matters is based on individual equality and full autonomy within a federal system. But I think I should say that even within a democratic society with ful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one cannot totally disregard consideration of special safeguards for minority nationalities. For example, the character of the Han is to pursue profits first, while Tibetans, Uyghurs and Mongols are more inclined to pursue religious beliefs and happiness. This doesn’t allow them to mix well in the big market economy pot with over a billion Han; it’s like forcing monks to fight with soldiers. The result is to leave Tibetans lamenting “we lost what we had, pursuing what we didn’t need.” Thus, if regional nationality autonomy is to be really implemented, then controlling immigration, safeguarding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ng the indigenous nationality’s way of life, continuing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afeguarding religious beliefs take on an irreplaceable function. This world cannot have only one sort of lifestyle; nor can it be left with only one culture. Without the protection of regional nationality autonomy any one of China’s nationalities would be hard pressed to avoid being wiped away without a trace by the Han who outnumber them by a hundred thousand to one.

In addition, if one day regional nationality autonomy is abolished,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that the Dalai Lama has advocated for decades—i.e., the exercise of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by Tibetans in Tibetan areas—will have no grounding. And if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is left behind, on what will a future democratic China rely, in order to dispel the nationality hatreds that have been engendered by autocratic oppression, and to attain reconciliation and establish a common nation? Liberalism cannot just be about concepts and long range views. It also has to consider applications and procedures. In the U.S. which has no nationality demarcations, are there not also Indian reservations?

Though Junning’s essay only represents the opinion of one person, I worry that it will easily result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figures seeing Han as all of one sort. They may consider tha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s the Han Government, Han intellectuals, or the Han democratic faction, they all still share the same Han chauvinist position and, even if it’s unintentional, still instinctively ignore the demand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s a result, I’ve gained some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ld shoulder I received in Munich. Overseas Uyghurs consider that the lesson that history has repeatedly given them is that regardless of what sort of seemingly different Han they’ve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Uyghurs have always come out the poorer for it. Because of this they simply don’t entertain contacts with Han. And they’re particularly on guard against those Great China advocates waving the banner of democracy. Presently overseas Uyghurs have chosen the Libyan and Syrian methods: to place no hope in the Han and, counting only on themselves, to make use of China’s highly oppressive rule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provoking nationality resistance. They will not stint in making great sacrifices, using the flow of blood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and sympath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while awaiting a future in which China will be too riven with internal strife to turn its attention to the West. That then would be the historically opportune moment to implement Xijiang Independence.

It was this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overseas Uyghurs that the Uyghur professor Ilham Tohti, who was arrested by the police in January of this year, analyzed for me. Among the Uyghur dissidents with whom I’ve come into contact, he’s the only one who publicly states that he is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ju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ity autonom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a. He himself ought to have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Uyghurs and Han. The path he has chosen is the Uyghur version of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Approach. But other Uyghurs universally reject it. They believe that facts have already proven that the Dalai Lama has caused Tibetans to waste 30 years without achieving any results and that arresting Ilham and accusing him of the crime of “splitting up the country” once more proves that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is simply a case of wishful thinking.

2014-3-10

(2)藏文版:因是图片,只能以原图转发。


(3)附原文:王力雄:民族自治,大象与老鼠

纽约时报中文网首发
2014年03月12日

2012年夏,我去欧洲时专程到慕尼黑,作为新疆问题的长期观察者,我希望能访问“世维会”的核心人物,面对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我打通了电话,对方让我发邮件,我发了邮件,对方不回复,明显是拒绝和我接触。我当时不太理解,我在汉人中算是与维吾尔走得近的,我同情维吾尔人,写书批评中共的新疆政策,曾在新疆被捕入狱,何况还有朋友事先介绍,为何连个面都不见?

刚发生的维吾尔人在昆明砍杀汉人平民事件,引发不少汉人的反维吾尔情绪,包括平时批评当局的知识分子、甚至中共政权的反对者,也有类似态度。这不奇怪,以往每临重大民族议题总会出现相同景象。这次,中国自由派的重要人物刘军宁发表文章《从昆明事件反思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首载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4年3月4日),重复体制内学者马戎几年前提出的观点,把中国民族问题的恶化归咎于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造成的待遇差别,隔阂固化,认为这是促使民族敌意和冲突不断升级的根源 ,并且也提出和马戎教授一样的建议——取消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

马戎教授提出的观点在体制内外受到多方赞许,长期被当做热门话题。如果说那时只是让少数民族人士担心政权会由此产生何种动作,现在由汉人自由派重要人物同样提出,则会进一步让他们把汉人看做无论其他分歧怎样,在民族问题上却是一致的整体。

在少数民族人士来看,就算民族划分和自治有强化民族意识、固化民族边界的问题,把中国民族关系的恶化归咎于此,也是明明房间里有头大象,却单指着墙角里的老鼠说事。其次,现行的民族自治虽然虚假,但是至少可以用当局之矛攻当局之盾,让少数民族有个保护自己的说法,取消民族自治则是推倒了这最后一道屏障。

不错,美国没有民族划分,这被马戎教授当做取消民族的支持论据,然而这同样是选择性地回避了主要方面——美国有对人权的保护,而有人权就会有民族权,因为民族无非是人的集合。没有民族划分的美国,却有最丰富多元的族群,恰恰是因为人权的保障。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源首先是缺乏人权,却要归咎于民族自治,这种避重就轻药不对症,丝毫不能实现民族关系的改善。

在这一点上,我当然不认为军宁和马戎一样。军宁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基于人人平等、全面自治的联邦制。但是我想说,即使是在具有充分人权保障的民主社会,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对少数民族的特殊保护。举例说,汉人的民族性是逐利,藏维蒙等民族更多追求信仰与快乐,非让他们和十几亿汉人搅进同一口市场经济的大锅,如同逼迫僧侣与士兵比武,后果只能是藏人慨叹的:我们失去了本来拥有的,去追求我们本来不需要的。因此,民族区域自治若能真正落实,对于控制移民、保护生态、维护本民族生活方式,延续文化传统和保护宗教信仰,是可以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的。这个世界不应只有一种活法,也不能只剩一种文化,没有民族区域自治的屏障,中国任何民族都难免不被千百倍于自身的汉人冲刷无痕。

还有,一旦取消民族自治,达赖喇嘛主张了几十年的中间道路——即由藏民族在藏地实行高度自治——也不再有立足之地。而离开中间道路,未来靠什么消解专制压迫制造的民族仇恨,达成和解,建立共同国家呢?自由主义不能只有理念和远景,也必须考虑操作与步骤。没有民族划分的美国,不是也有印第安保留地吗?

军宁的文章虽只是个人意见,但我担心容易产生让少数民族人士把汉人看作一体的效果。他们会认为不管是汉人政府,还是汉人知识分子,或是汉人民主派,都有同样的大汉族立场,即使不是有意也是本能地忽略少数民族的诉求。我也因此对在慕尼黑所受的冷遇多了一份理解。海外维吾尔人认为,他们不断重复的历史教训,就是跟无论如何不同的汉人打交道,最终都是维吾尔人吃亏,因此干脆就不再和汉人打交道,尤其要警惕那种打着民主旗号的大中国主义。目前海外维吾尔运动选定利比亚、叙利亚模式,就是完全不指靠汉人,只靠维吾尔人自己,把中国的高压统治当做激发民族反抗的要素,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牺牲,以流血唤醒国际社会关注和同情,等待未来中国发生内乱无暇西顾,那就是实现新疆独立的历史时机。

上述海外维吾尔人的态度,是今年一月被警方抓捕关押的维吾尔教授伊力哈木给我做的分析。在我接触的维吾尔异议人士中,他是唯一公开表示不求独立,只求在中国框架下实现民族自治的。他本该成为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桥梁。他选择的道路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但是其他维吾尔运动人士却普遍拒绝。他们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达赖喇嘛除了让西藏人民浪费了三十年时间,什么结果都没得到。伊力哈木的被捕和他被扣上的“分裂国家”罪名则再次证明了中间道路只是一厢情愿。

唯色:由一份“通知”了解“驻寺工作组”

$
0
0
此图为网络截图,来源:化隆县人民政府网站。

由一份“通知”了解“驻寺工作组”

文/唯色

从网上发现一篇2012131《关于调整驻重点寺院工作组成员的通知》,是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政府网站于同一天登出。

这是一份重要的文本,不但提供了“驻寺工作组”的规模,而且披露了这样的信息:

1、从201110月起,西藏自治区向全区1700多座寺院、5400多个行政村,下派驻寺工作组和驻村工作队,共计近3万干部,迄今已是第三批。而化隆县政府的通知表明,并不只是西藏自治区才派“驻寺工作组”。化隆县本属安多藏区,称作“巴燕”,但历史上被回族不断占领,以及中共化整为零、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19499月建立“化隆回族自治县”,其中有5个藏族乡。

2、通知中提到的“驻寺工作组”有8个,分别入驻化隆县重要的八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夏琼寺、支扎上寺、扎西泽寺、赛智寺、旦斗寺、若素寺、卡力岗寺、乙什扎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夏琼寺,以及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祥地的旦斗寺。

3、所谓驻寺工作显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驻寺工作组”成员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森林公安局,以及统战部、民宗局、610办公室等重要部门的干部,以及乡干部组成,每个工作组有12人至16人不等,共计106人。当然这只是全县其中8座重点寺院的规模。

那么,近年内,化隆县有无发生过被当局视为“分裂活动”、必须维稳的事件呢?

据我有关20083月遍及全藏的抗暴事件的记录,即《鼠年雪狮吼》一书记载:

2008310日: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德扎寺(即支扎上寺)60多名僧人和平抗议游行,高举达赖喇嘛法像,呼喊要求自由的口号,被当局军警驱散。后有400多名僧俗民众在寺院后山举行了煨桑祈祷仪式。

又据我有关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记录,即《自焚藏人档案》一书记载:

2013224日晚,查甫藏族乡21岁农民彭毛顿珠在夏琼寺的辨经场点火自焚,表示抗议。在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途中遭军警抢走,之后牺牲。彭毛顿珠的家人和亲友被传讯,家被搜查,所在乡村被取消、停止发放贷款、补助等“惠民政策”。 
因彭毛顿珠的自焚,传出“驻寺工作组”在夏琼寺的一些情况:之前,“驻寺工作组”在夏琼寺召集僧人开会,强调“爱国维稳”、“反对自焚”,并在寺院张贴“反自焚通告”,要求僧人和民众欢庆藏历新年。同时,僧舍被搜查,供奉在大殿中央的尊者达赖喇嘛法像被没收。 
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县民宗局局长马青德率工作组多次召开大会,强调自焚是“违法犯罪”。部分僧人被警方传唤。40多名武警驻扎寺院旁,经常搜查僧舍和僧人,禁止僧人去自焚者家中哀悼、修法,威胁违者将判刑1520年。

201456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附:关于调整驻重点寺院工作组成员的通知  

化隆县人民政府:http://www.hdhl.gov.cn2012131日)   
  
各有关乡镇党委、政府,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因工作需要,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对驻重点寺院工作组成员进行调整,现将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及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查甫乡夏琼寺:

包寺县领导:李照本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常湟院 县检察院检察长
工作组组长:刘永俊 查甫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马青德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多杰龙周  县公安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检察院尕仁尖措、穆生峰,县民宗局恒见,县司法局果然旦,县公安局马永年、王延平
乡镇工作组成员:曹晓平、吾尖才让、钟志庭、靳立平

二、雄先乡支扎上寺:

包寺县领导:徐喜明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马少武 县人民法院院长
工作组组长:周福明 雄先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宁克加  县司法局局长
             冯世武  县林业局副局长、森林公安局局长
             王延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森林公安局廖永生、李增发,县民宗局金先德,县公安局才智、多杰太,县司法局完么太
乡镇工作组成员:王有兰、周子豪、苗宝成、土登多杰

三、雄先乡扎西泽寺:

包寺县领导:赵国栋 县人大副主任
            赵晓安 县公安局副政委
工作组组长:加 华  雄先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工作组副组长:赵维荣  610办公室主任
县工作组成员:县法院秦世忠、德拉,公安局吴海、多杰
乡镇工作组成员:赵永伟、肖峰海、朵生龙、刘伟

四、金源乡赛智寺:

包寺县领导:张发祥 县政府副县长
            李恒英  县公安局副局长
工作组组长:祁善钰  金源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贺顺帮  县司法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司法局潘山庆,县法院石晓平,县公安局才仁扎西、才仁东智
乡镇工作组成员:白才让、拉洛、扎西、汪源福

五、金源乡旦斗寺:

包寺县领导:高雪明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韩建忠  县政协副主席
工作组组长:才 仁   金源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工作组副组长:桑当周  县民宗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法院韩淼,县公安局李英善、曹进忠、斗盖,县司法局李看卓、拉毛杰
乡镇工作组成员:牛晓平、张海峰、赵玉生、扎西东智

六、德恒隆乡若素寺:

包寺县领导:李积英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冶生龙 县政府副县长
工作组组长:马锦梁  德恒隆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杜德良 县司法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民宗局马青龙,县公安局杨德秀、田种新、石建卿,县法院雷福生
乡镇工作组成员:多杰项骞、赵志旭、包元太、韩渊文

七、沙连堡乡卡力岗寺:

包寺县领导:张胜源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贺生忠  县政协副主席、财政局局长
工作组组长:马福英  沙连堡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俞永红  县公安局副局长、群科分局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民宗局王俊,县司法局公保扎西,县公安局公保、马忠德
乡镇工作组成员:文成当智、马英成、毛吉元、白胜荣

八、石大仓乡乙什扎寺:

包寺县领导:马维忠  县委副书记
            康建文  县人大副主任
工作组组长:马如麒  石大仓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白如林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法院马育民、尕藏,县公安局高占元、冶金明
乡镇工作组成员:马全成、徐成杉、常炳胜、胡索南

相关要求:

1、各驻寺工作组要在包寺县领导的统一安排下驻寺开展工作,严明工作纪律,在驻寺期间不得无故脱岗,凡在驻寺工作期间因脱岗造成后果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各驻寺工作组要在驻寺工作期间排查化解影响寺院稳定的隐患和问题,关注寺院僧人的民生,了解僧人的实际困难,并及时解决实际困难。

3、由县民宗局牵头负责邀请省、地相关部门人员对重点寺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俄首次举办苏共迫害佛教展 2万多喇嘛和高级僧侣全遭迫害

$
0
0

1945年苏共当局首次允许兴建的第一座寺庙,位于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郊外。(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1945年苏共当局首次允许兴建的第一座寺庙,位于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郊外。(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俄首次举办苏共迫害佛教展 

美国之音 白桦
2014年5月24日
    
莫斯科 — 苏联共产党政权执政期间曾制造大规模红色恐怖,宗教更无法幸免。斯大林大清洗时对佛教的迫害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宗教,佛教文化几乎全被摧毁。目前正在莫斯科举办的有关展览首次介绍和揭露了那段历史。
*迫害佛教远超其他宗教*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古拉格博物馆几天前开始举办一个名叫苏共政权迫害佛教的展览。这个展览由古拉格博物馆和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人种博物馆联合举办。展览以图片、实物、录像、音乐和复印档案文件等方式详细介绍了苏共政权当年如何摧毁整个佛教文化,在肉体上消灭喇嘛和僧侣。
     
俄罗斯佛学专家捷连采夫说,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当时虽然也遭受很大迫害,但仍然留下了一小部分教堂、清真寺和神职人员。但佛教文化却遭到彻底摧毁。当时苏联境内的200多个寺庙全被捣毁,2万多名喇嘛和高级僧侣全遭迫害,相当一部分人被处决,剩余的人被投入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多数人死在那里,幸存下来的仅有1千到1千5百人。
     
*妨碍集体农庄 对佛教下手*
     
俄首次举办苏共迫害佛教展 2万多喇嘛和高级僧侣全曾遭迫害
学者捷连采夫(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捷连采夫说,由于佛教在苏联被当作小宗教,布尔什维克政权执政初期并没有对佛教感兴趣,不认为佛教对统治构成威胁。但当推行集体农庄政策时,共产党感到佛教成为阻力,挑战了执政党的权威,因此决定向佛教下手。
     
捷连采夫:“在佛教地区,喇嘛都是社会的知识阶层和社会上层,因此当农民们面临是否应该加入集体农庄这个问题时,他们就找喇嘛商量,听取喇嘛的建议,喇嘛因此成为当局的合法反对派。由于佛教和喇嘛能把民众凝聚在一起形成力量,消灭喇嘛和僧侣,也就能消灭共产党推行政策时来自民间的阻力。如果农牧民暴动的话,同样比较容易镇压,因为农牧民们失去了领袖和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极力摧毁佛教的原因。”
     
*抹黑宗教 手段相同*
    
布尔什维克早在1923就下令把佛教和民众隔离起来,以便巩固共产党政权,控制佛教地区。接下来开始了无神论宣传攻势。展览中展出的当时讽刺和丑化佛教的漫画同当年抹黑东正教的漫画极其相似。
     
随后当局开始在经济上对佛教施加压力,比如不断加大针对寺庙和僧侣的税率。收税之高使喇嘛们不堪重负。
     
*处决藏医 禁佛教文化 30年代达高峰*
     
然后当局开始阻止佛教文化的传播,禁止同佛教有关的绘画、剧院,甚至藏医的活动。布里亚特一个区的50名藏医被捕后全部遭到处决。
     
苏共政权对佛教的迫害在1931年到1937年期间达到最高潮。最后一名佛教领袖在1937年被捕。
     
*迫害方式不同 图瓦共产党员象红卫兵*
     
捷连采夫说,在三个佛教地区中,布里亚特受迫害的程度轻一些。他70、80年代访问当地时,居民家里仍然可看到小的佛龛,当地幸存下来的喇嘛人数有500人。而同一时间在图瓦,看不到任何佛龛和佛教文化痕迹,当地的喇嘛仅有6、7个人。卡尔梅克人因为被指控叛国被斯大林集体流放西伯利亚,所以那里的佛教寺庙和文化全被摧毁。

俄首次举办苏共迫害佛教展 2万多喇嘛和高级僧侣全曾遭迫害
展览中的一名参观者(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捷连采夫说,布里亚特迫害佛教由俄罗斯人实施,布里亚特人为了保护本民族文化进行抵制,苏共政权因为害怕敌意加深,因此没有过分施压。但在图瓦,对佛教的迫害完全出自图瓦人之手。图瓦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莫斯科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后返回图瓦,那些人如同红卫兵,而且他们了解当地社会,知道哪些人是喇嘛,哪些人同佛教关系密切,因此图瓦地区对佛教的迫害非常悲惨。
     
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的西藏和蒙古问题学者库兹明介绍了卡尔梅克人的遭遇。
     
库兹明:“卡尔梅克人从中国迁移到沙皇俄国后,尽管遭遇到许多挫折和困难,但总的来说,在没有发生共产党迫害佛教之前,他们生活得不错。”
     
*首次知道迫害历史 终于等到公开真相*
     
捷连采夫为展览撰写了介绍和说明。他曾在圣彼得堡的苏联宗教和无神论研究所担任过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藏传佛教。由于工作关系,他在苏联时代走遍了卡尔梅克、图瓦、和布里亚特三个地区,也接触了一些保密档案资料。
     
他1978年在布里亚特地区访问,从幸存的喇嘛那里第一次了解到迫害佛教的历史,让他感到震惊,因为当时苏联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报道,因此他决定收集资料,等有一天把这段历史公开出来。
     
*监狱爆满 被杀被押只因信佛*

俄首次举办苏共迫害佛教展 2万多喇嘛和高级僧侣全曾遭迫害
莫斯科布里亚特文化协会领导人杜加罗夫(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莫斯科布里亚特文化协会主席杜加罗夫说,不知道过去的历史,一个国家和民族就没有未来。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这个人会对明天缺乏信心。他花了两个多小时看展览,尽管迫害佛教的历史从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那里也听说过,但许多资料都第一次见到。展览中提到的一些布里亚特佛教领袖,甚至这些领袖的亲属他本人都知道。
     
他说,当年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监狱中没有空位置,可见红色恐怖程度。许多人被杀或是流放西伯利亚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任何坏事,就是因为他们信佛。
     
*展出历史真相*
     
杜加罗夫说,类似的展览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一代人参观,而且展览不应仅在莫斯科。
     
杜加罗夫:“如果这样的展览能在布里亚特、后贝加尔湖地区、伊尔库茨克州这些布里亚特人居住的地区展出,我们将特别高兴,人们也会对此非常感兴趣。”

杜加罗夫的太太在一旁补充说,最重要的是展览讲出了历史真相。
       
*俄藏传佛教热 首次展览*
       
俄首次举办苏共迫害佛教展 2万多喇嘛和高级僧侣全曾遭迫害
人种博物馆的罗曼诺娃(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作为展览的组织者之一,来自俄罗斯人种博物馆的研究员罗曼诺娃说,她的博物馆为这次展览提供了许多展品。
       
罗曼诺娃:“类似的展览在俄罗斯第一次举办。我们举办过有关佛教文化的展览,在莫斯科还举办过迫害东正教的展览,但迫害佛教的展览还是第一次举办。”
         
罗曼诺娃说,俄罗斯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大。许多俄罗斯族人也成为佛教徒。她所在的圣彼得堡已把十月革命前的一所佛教寺庙重新恢复。
       
*公开信仰 享受宗教自由*

俄首次举办苏共迫害佛教展 2万多喇嘛和高级僧侣全曾遭迫害
展览中的部分参观者(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捷连采夫说,1945年后,苏共政权对佛教的迫害开始有所放松。当年允许在布里亚特兴建一所规模不大寺庙。但佛教复兴和信仰自由还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达赖喇嘛当年访问苏联时,除了众多信徒外,许多地方领导人也参加了达赖喇嘛的法会,这使人们相信宗教信仰完全自由。
     
捷连采夫说,因为担心受到克格勃的监视迫害,苏联时代人们都被迫隐瞒自己的信仰,甚至对子女也得保密,现在能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戈尔巴乔夫促佛教复兴*
     
展览的另一部分还介绍了藏传佛教进入俄罗斯的历史,佛教文化,以及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佛教的复兴。
     
展览还少量讲述了中国清朝灭亡后图瓦独立,成立图瓦人民共和国,以及在1944年最后加入苏联的历史。清朝把图瓦称为唐努乌梁海。

被捕的图伯特歌手格白的三首歌曲

$
0
0
 
图片来自Facebook。当地藏人拍摄于格白被捕当日即2014年5月24日,地点是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

年轻的图伯特歌手格白(དགེ་བྷེ། Gaybay),安多阿坝人,5月24日晚上,在安多嘎曲(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的一场晚会上演唱之后,被当地公安带走,目前情况不明!

我曾在去年10月4日的博文《失踪的藏人歌手格白的歌:<我来了>》中写过:“格白(དགེ་བྷེ།)……是图伯特勇敢且有才华的歌手。他的影响力无法估量,但各种消息说他已经失踪很长时间……”。

5月24日的公开演唱,表明失踪许久的格白终于复出,但我们还来不及庆幸他得自由,就传来他被拘捕的消息。听说他在这个有诸多歌手参加演出的晚会上唱了两首歌,内容是提倡年轻藏人要讲纯粹的藏语,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远离酗酒等恶习,以及对民族精神的颂扬。他的歌获得在场观众的欢呼。
                                                                     

High peaks pure earth(高峰净土)网站,曾于2012年11月2日介绍了格白的两首歌曲:《图伯特必胜》、《我们有的是苦难》。其中,《图伯特必胜》表达了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思念,以及藏人对多年分离的痛苦,同时也表达了对境内外藏人团聚的深切渴望。《我们有的是苦难》,曲调悲伤,歌词感染力强,内容包括对西藏近代史上重要事件的认识,如尊者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自焚,和1950年代以来在拉萨等藏地发生的屠杀。歌词中有许多关于尊者达赖喇嘛的象征或比喻,如作为一位领袖或国王、父亲或怙主,或如绿松石一样的魂湖——寻找尊者转世灵童的神湖即拉姆拉措。这两首歌都收录在格白于2012年初发行的专辑中,已被禁止的专辑共收录11首歌曲,其MTV可在YouTube观赏到,歌曲可在这里听到。

格白的歌,有忧伤的,也有因为希望而欢欣的。我很喜欢他的歌,他唱出的是藏人深藏在内心的声音。去年的一天,我在布达拉宫背后的鲁康喝甜茶,突然听得音箱里传出格白的《我来了》,又是激动又是不安。甜茶馆里一时安静,看得出许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格白因歌唱而被捕,令人想起在恐怖的共产苏联时代,伟大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因写了一首讽喻极权专制者的诗歌而两次被捕,被折磨致死于集中营。这首诗同样是今日图伯特之写照:“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便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下面是《图伯特必胜》、《我们有的是苦难》、《我来了》三首歌的歌词翻译。前两首歌,由高峰净土将藏文歌词译为英文,推特网友 @lotusseedsD 将英文歌词译为中文,唯色修订;后一首歌,由Grey Buffalo将藏文歌词译为英文唐丹鸿将英文歌词译为中文,唯色修订。



图伯特必胜

诸佛必胜!
图伯特必胜!
今日,贡萨江贡(伟大的至高无上的依怙主达赖喇嘛)必胜!
今日,杰出的图伯特领袖必胜!
今日,降临的福祉必胜! 

念诵:
今日,贡萨确(伟大的至高无上的依怙主达赖喇嘛)必胜!
今日,杰出的图伯特领袖必胜!
今日,降临的福祉必胜!

诸佛必胜!
图伯特必胜!
今日,六百万博巴必胜!
今日,知识的泉源,图伯特必胜!
今日,雪域博巴(藏人)必胜!

诸佛必胜!
图伯特必胜!
今日,所有的同胞们必胜!
今日,世界各地的博巴必胜!
今日,雪域的儿女必胜!

念诵:
今日,六百万博巴必胜!
今日,知识的泉源,图伯特必胜!
今日,雪域博巴必胜!

诸佛必胜!
图伯特必胜!
今日,吉祥的太阳必胜!
今日,愿望实现日,图伯特必胜!
今日,为了境内外博巴的团聚,我们必胜!
今日,为了境内外博巴的团聚,我们必胜!


我们有的是苦难

在如玫瑰念珠般的雪山中央
在图伯特的“确喀颂”(多卫康三区)有藏人之父的宫殿
有父亲的宫殿
围绕着绛红与白色的宫殿 
是无数被偷走的灵魂

白雪皑皑的高原上
有慈悲之父的神湖
有个神湖
围绕这绿松石一样的魂湖
是身体燃烧的传说

拉萨颇章布达拉的高处
有被放逐的历史之王
有段历史
围绕着美丽而晶莹的群峰
是从另一片土地归来的足迹 
 
在世界的南部
住着六百万博巴(藏人)的怙主
住着怙主
怙主喇嘛微笑着
而我们承受了多年的痛苦
无法见到你

怙主喇嘛微笑着
而我们承受了多年的痛苦
无法见到你


我来了

我遥远的怙主啊,我来了!
泪眼滂沱,我来了!
诉说雪域的苦难,我来了!
救苦的怙主啊!想念你,想念你,我来了!

我心中的朋友,我来了!
践行着佛法的功德,我来了!
你并非独自活着,我来了!
亲爱的朋友啊,想念你,想念你,我来了!

雪域的兄弟姐妹,我来了!
诉说图伯特的苦难,我来了!
弹奏着悦耳的“咚铃”,我来了!
为了把福祉带到图伯特,我来了!
Viewing all 1130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script src="https://jsc.adskeeper.com/r/s/rssing.com.1596347.js" async> </script>